周梅森用《人民的名义》为篇名,周梅森谈《人民的名义》

由陆毅、张丰毅、吴刚、许亚军、胡静、柯蓝、张志坚、高亚麟、张凯丽等数十位演技派老中青演员实力出演的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 即将在湖南卫视开播，同名小说正在本报连载。近日，该小说作者兼电视剧编剧周梅森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周梅森，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其《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我主沉浮》等书，多次荣获国家图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中国电视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等，其政治小说极具影响力，被影视化放上电视荧幕后更是屡创收视纪录，被誉为“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
　　把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几个新闻
　　编成故事揉合在一个人身上
　　记者：久违了，终于又读到你的新作。早年你曾到江苏省徐州市委挂职，你的政治伦理小说（俗称的官场小说）因此被很多人赞叹“很内行！”这一次蛰伏这么多年，有没有再到哪里挂职呢？新的写作素材如何积累？
　　在你蛰伏的日子里，大家一度以为政治伦理小说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因为当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中纪委不断发布打虎信息后，留给小说家想象的空间就有限了。在同一反腐题材上，小说家和记者的分工是什么呢？
　　周梅森：有些技能你一旦拥有就会终身难忘，所以当我搞明白我们政权的运作模式后，挂不挂职对我来说就不重要了，我需要的是观察、思考和交朋友。官场上的潜规则以及官员的真实想法你是采访不到的，那是两种语言体系与规则，你得琢磨。
　　生活有时要比我们作家的描写精彩得多，而记者深度报道即时跟进，再加上互联网的全覆盖、全天候，就让文学家显得无事可做了。那么文学的意义在哪里？文学怎么跑得过新闻？我也很困惑。这部《人民的名义》我做了些尝试，更多地从人性上、细节上深刻地挖掘。比如我把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几个新闻编成故事揉合在一个人身上，让大家围观他扑在贪来的钱上号啕大哭的丑态，希望这样的画面能印在一些人的脑海里，就像《儒林外史》 里严监生因为多点了根灯芯而不肯咽气的画面印在了几代人的脑海里一样。在有些人有逾规行为时，这些脑海里的画面能够提醒下那些即将迷失的灵魂。我想，文学的意义也就在这儿吧。
　　并不担心有人对号入座告状
　　对号入座不是相当于自首吗
　　记者：以前你的作品，反腐最多到副省级，最后来收拾局面的往往是省委书记。这一次《人民的名义》反腐到了副国级，是*落马给你提供了一个新的写作由头吗？
　　周梅森：我关注的并不是正省级或是副国级，我关注的是如果一个地方的一把手腐败了，那他下面的干部怎么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一把手几乎拥有着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如果掌握着这种权力的人腐败掉了，那么在他下面工作的官员还能洁身自好吗？因为此前省委书记进去的不多，你写了就不免会被人对号入座，所以就没有触及。
　　记者：因为你常住江苏，*的老家在江苏，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也先后落马，书中的京州、吕州、林城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南京、苏州、无锡等地。怕不怕一些人对号入座呢？就像此前那40多个状告你的厅局级干部一样？
　　周梅森：（笑）你先对号入座了，存心不让我在江苏呆了？其实我的作品写的都是大中国的故事，包括40多个厅局级干部告我的那部《人间正道》。真奇怪，那些告我的人为什么专门找坏人对号，而外省的好多干部就把自己对号进了为民干事的好干部吴明雄了，还托人问我怎么知道他干的这些事呢。
　　当然了，一个作家的写作肯定会带有他自己的社会经验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印记，会有些身边的人、身边的事的影子，关键是他写的真实不真实，又关键是你咋不往好官身上对号呢？所以我现在并不担心有人对号入座告我的状，那不是相当于自首吗？他们也许会在背地里踹我两脚，却不会公然对号的。还有，我是站在官场体制外的观察者，我的作品是有我虚构想像的，也有我的归纳综合，别人也无法完全对号。
　　人物一旦写活了，他就有了自己的逻辑了，
　　有时作者也难以控制
　　记者：《人民的名义》中，两大政治对手，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和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都与他们的元配貌合神离，一个是离婚不离家，一个是在妻子事发前紧急离婚。前者当然违规，后者的紧急切割却还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鼓励。如果这部小说有续编，李达康能够安然着陆吗？
　　周梅森：我只是写了当前我们国家官员、富豪家庭的两种状态。两种精致的利己主义的中年女人，一种像李达康的老婆，在有事业的男人眼里是比较“蠢”的女人，只考虑自己，一副全世界都欠她的样子，要钱还得要情，很有点没有大局意识的样子，对成熟的政治家来说是个麻烦，所以她出局是必然的。另一种就是像高育良的老婆，这种有“大局”观的女人也算是我们当今社会的主流吧，她们把婚姻当作生意来经营，是精算师，当知道丈夫有外遇时，为了自己的利益装聋作哑，装不下去时也会迅速找到使自己利益化的方案，这类女人看似柔弱，内心却是很强硬的，她们在感情上根本不依赖于对方，一旦利益无法实现，她们就会绝尘而去。
　　至于李达康在续编里能不能安然着陆，那得等写了再说，有时一旦人物写活了后，他就有了自己的逻辑了，有时作者也难以控制。
　　着力塑造的是陈岩石这些老革命，
　　他们嫉恶如仇，敢说敢斗
　　记者：在《人民的民义》中，陈岩石父子扮演了扛炸药包的角色，最后一个牺牲，一个成了植物人。反贪的代价太大了。
　　周梅森：我认为陈岩石父子并不是扛炸药包，陈海是反贪局局长，反贪是他的本职工作，查到人命脉上了才被害。我着力塑造的是陈岩石这位老革命，他们这一代人是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对腐败嫉恶如仇，又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敢说敢斗，你看很多腐败分子都是这帮老同志帮着纪委揪出来的，他们是当今反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有人认为我塑造的这个人物是有点理想主义，比如说陈岩石当面批评赵立春在宾馆有空调的房间办公，认为他脱离群众，还让他在民主生活会上检讨，现在的人敢吗?想不想升官了?还想要工作吗?
　　其实这个事是真实的，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的一个老主编身上，她是老新四军出身，英姿勃勃地就冲进了那个副市长的办公室，我写的就是她做的。最后陈岩石死后遗体捐献的事也源于这位老主编丈夫的事。那段时间我参加了两个葬礼，一个是40多岁癌症去世的厅局级干部，殡仪馆里人流如潮，仿佛葬礼也是一个交际沟通的平台。一个就是这位叔叔的葬礼，就在他那个80年代的老房子里，一束鲜花，一张照片，几个亲朋，再加上老主编的絮叨，这些我写在了陈岩石老伴身上。老主编说他们这些老新四军有个约定，死后都将遗体捐献，不占人间一寸土地，我真是非常敬重这些老人。
　　下一部作品准备写《人民的财产》
　　记者：你早年的作品，曾经写过一个“全城共廉”的现象。这个现象现在还存在么？
　　周梅森：改革开放初期，腐败确实没现在这么厉害，也确实有一批想干事、肯干事的好干部，他们为中国的崛起付出了血泪的代价，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依然过着清贫的日子，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的腐败现象就否定几代人的付出与奋斗。我也希望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让曾经的“全城共廉”成为永久的现象。
　　记者：下一部作品准备写什么？
　　周梅森：《人民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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