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情日记走访记录范文三篇,民情日记走访记录范文五篇

【#日记# 导语】民情日记必须要跳出纸上谈兵的怪圈，不但要记，更要去做，对群众所反映急需解决的问题，要想方设法尽快帮助解决。对暂时不具备条件和能力解决的问题，也要耐心向群众解释清楚，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文档大全网整理了民情日记走访记录范文五篇，希望对你有帮助!

　民情日记一：梁山深处听民声

　　黄龙山延伸到合阳的部分叫梁山，因山上有武帝庙，老百姓也称其为“武帝山”，山脚下散落着好几个村子。山里面究竟有无人住，一直想亲自寻访。上午，顺着金水沟河道溯流而上，行至山内五、六里处，发现路边竖着石堡镇十亩地村和野鸡岭的牌子，才知道已跑到黄龙县地盘了。随折身而回，在三个山头环抱的一处坡地上，来到了河西坡村。

　　这是一个坐落在半山腰的小村庄，就山势修成横竖5条单面巷道，每家基本都有窑洞，住宿条件比较传统，条件稍好的人家在前院修建了平房。顺着村北木瓜树旁边的一条土路，行走300米左右，来到一家没有围墙，没有大门，院墙上贴着低保户的人家，前院是已经废弃的猪圈，后面是三面窑洞，走进北边的窑洞，见到两位拄拐的老人，经聊天得知，老人叫李富刚，50年前从黄龙山里来此落户，已经76岁，患有心脏病和肺气肿，与73岁老伴王小凤住在窑洞里相依为命，生育了三个儿女，给大女儿招了上门女婿，生了两个孩子后却因意外身亡，女婿李安朝再婚后在村里别处建了房，与他们分开生活，平时照顾也不多，由于户口未分开，所以老两口的低保金也一直在户主李安朝的一卡通上，二女儿外嫁，儿子也入赘到甘井镇那边，老两口身边实际并无人照料，由于行走不便，很少出门，甚至院子一棵杏树上挂满熟透的果子都无法采摘，看到家中来人，老人就赶紧搬来凳子让我们自己摘着吃。在李富刚老人家中，没有见到上墙的脱贫明白卡，也没有见到帮扶工作袋、帮扶手册和政策一本通，仅在院墙上见了医生包联的牌子，在窑洞里见到医生的联系卡，谈论中得知，两位老人的低保金由女婿领办，他们并没有花到一分钱，暴露出低保金管理中的问题，应当协调解决。针对老人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和病痛缠身的实际，应该健康扶贫、助残扶贫和低保救助三管齐下，加上落实生活照料等措施，老两口的生活才有可能好起来。

　　在村子中间随机走进一家贴有贫困户标志的家中，院子收拾得很干净，主人在南墙边开地种了些辣子、茄子、黄瓜等蔬菜自给自足。聊天得知，户主叫庞建军，前年因肺病手术欠了不少外债，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母亲80岁，患有脑梗，每年都要住两三次医院，女儿外嫁，年前举债建了80平方米的房子，给儿子娶了媳妇，儿子和媳妇外出打工，过年才回来呆几天，家里的7亩苹果树和6亩花椒树基本都靠雇工，因干旱缺水和管理不善，收入也不高。这户人家应是典型的因病致贫，但是在这家却没有见到医生包联相关信息和材料，帮扶干部是村里的组长王彦民，但脱贫明白卡上填写有漏项，产业扶持填写不具体，危房改造填写内容与上面的选项相矛盾，帮扶手册上的入户记录填写到3月10日，便再没有记写。看来干部入户的基础资料工作不精细，镇上要加强指导和检查。

　　走了两条巷道，又发现一家贴着医生包联的牌子，进去后才得知，78岁的严榜录十多年前丧女后，与老伴相依为命，年老体弱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法定赡养人，吃水靠自己拉，烧柴靠自己剁，依靠国家发的五保金维持生活，老人对国家的政策也很满意，心愿就是解决村上吃水难的问题。但在这一家中，也发现两个问题：一是帮扶干部卢润学（村支书）的脱贫明白卡填写不规范、不完整，年人均纯收入计算不正确，错将五保金计入年人均纯收入。二是五保户纳入有偏差，老两口按政策都应纳入五保户，但实际仅将严榜录一个人纳入。

　　回来路过村委会，和村支书交谈得知，全村有90户，380多口人，两个自然小组，产业基础还不错，大多都是核桃、苹果和花椒等经济作物，基本没有空白地。贫困户有18户58人，多是因灾或因病致贫，大部分由村上的干部包联。来到村脱贫攻坚作战室，看到制度上墙，资料柜里摆放整齐，随意翻看了两本工作纪实，发现彭文学等村干部的工作纪实记写得都比较简单，想看村里的脱贫规划，干部翻了好一会都没有找到，只能作罢。我问村里还有什么困难，村支书说主要是群众吃水难问题，平时村民用的是黄龙山里的浅表水，因干旱等原因会产生季节性断流，每年仅有5、6个月的正常供水，更谈不上地里的浇灌了。看来解决吃水难的问题是这里群众的第一大愿望，水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生产生活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告别村支书，沿着蜿蜒的山往回走，路边的植被郁郁葱葱，远处的武帝山巍峨挺拔，回望着渐行渐远的河西坡村，我在想：群众的呼声和愿望就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这里群众最难的问题是吃水，那就从吃水难的问题入手解决。我们基层脱贫攻坚就应该问需于群众，问计于百姓，紧盯问题抓落实，才能赢得群众的满意。

　　　　民情日记二：走进申西特困户

　　申西是洽川镇申东村的一个自然村，相传在明末时期，秦驿山下，一申姓督军曾在此驻军打仗，故取名申督村，解放后更名为申东村，沿用至今。

　　刚进巷子，第三家就是贫困低保户李三民的家，他正在门口收拾捡回来的废旧纸箱和蛇皮袋，我说去家里坐坐，他赶紧把废品豁到一边，腾出地方让我过去，进门左手边是一个灶台，锅盖上布满灰尘，旁边不锈钢盆里放着几个已经熟透的西红柿。住的是过去生产队的饲养室，已经破旧不堪，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物什，一个土炕占了大半个屋子，炕上摆着十几个馒头，两块砖当作枕头，被子已经旧得发黑，揉成一团，白色的蚊帐经过烟熏也已成了灰黑色，一张三屉旧桌子上，摆着一台14英寸的老式电视机，一个电壶也是有皮无胆，已经不能使用，电饭锅旧得不成样子，加上北边靠墙一个无腿水泥柜，房子里基本没有立足之地，抬头看着已经被熏黑的屋顶，听着塑料纸糊的窗户呼呼作响，感觉家里已经穷到底了。聊天得知，老人曾生养过一个孩子，但不幸因病夭折，如今老两口依靠国家低保、残疾补助和捡拾破烂维持生计。我问每个月捡破烂能收入多少钱？老人面露难色，说没多少钱，就一百多块。走进院子，中间堆了不少柴禾，旁边栽了几行葱，后院搭个简陋的草棚，里面养着一只奶山羊。李三民告诉我这只羊是村上扶贫送给他的，羊奶卖不出去，自己就喝了，并没有经济收入，但把身体补得还不错。我问老人愿不愿意搬进敬老院，老人说愿意，但又放不下村上发的羊，还盼望冬季多下几个羊羔，养大发羊财。走时，我再次建议住到敬老院更好一些，他表示乐意，并想听取村支书的意见。聊天中，老人时不时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对帮扶干部王建锋(洽管委)和第一书记孙素霞的工作非常满意，说经常来家里嘘寒问暖。

　　同一条巷子的胡建英也是低保贫困户，51岁，没有成过家，没有上过学，一个人吃住在家。据他讲，五间旧厦房属于他和弟弟的共同财产，自己住门口一间半，里面三间半是他兄弟一家四口的，弟弟拖家带口在县城打工，平时很少回来，家里仅有的1.6亩地全种着麦子，自己也偶尔挖莲菜打点零工增加收入。我问为什么不种些菜，卖了好增加收入。他说自己不认识称，不会骑车，也算不清帐，对大额人民币也没有概念，只认识1元和5元面额的人民币。我问每月低保金怎么领取？他说有弟弟帮他，低保存折交给弟弟保管，没有钱他弟弟会给他。看来胡建英虽没有文化，但却与家人相处和谐，住的房屋虽然有些破旧，个别地方偶有漏雨，但尚且安全能住，就是家里没有女人帮忙打理，显得有些凌乱。看到脱贫明白卡上的帮扶干部是种有完（村妇女主任），问他干部平时来家里不？他说经常来，每个月都来好几次，翻看工作纪实发现记写的次数确实不少，但可能文化程度不高，记写相对比较简单，胡建英不会写字，大都摁着手印。问他有什么困难？他乐观地说没有什么困难。

　　拐到另一条巷道，看到李海民家的房子修建得还可以，家里有电视空调，挂着低保贫困户的牌子我还有些纳闷。聊天后才知道，房子是在外工作的三弟帮忙建的，电视和空调也是三弟给买的。李海民65岁，患有腰病和腿疾，说话结巴不利索，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妻子是个聋子，但会说话，与人也很少交流，家里的4亩地都栽种着花椒，已经开始挂果，树下套种点蔬菜自给，平时都靠妻子打理，今年花椒结得比较好，收入可能会不错。我问儿女情况？他痛苦并结巴地说，有个儿子，31岁了，跟着亲戚在外面打零工，也挣不了几个钱，现在都还没有成家。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家里穷，没有人介绍，也娶不起媳妇。我问干部帮扶情况，他说种有完经常来家里关心生活，很负责任，对帮扶工作表示满意。问他有什么困难和困惑？他说，现在的政策都好着呢，全家愿望就是能给儿子娶个媳妇。

　　在村委会，村干部都忙着各自的工作，村主任康红涛说起村上的情况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对国家的相关政策也熟记于心，对答如流，看来平日里工作还是很扎实的。了解到申东村有9个村民小组，524户2079人，贫困户69户229人，贫困比例11%，虽然村里人均仅有三分耕地，但黄河边有2万多亩水地种莲养鱼，产业有特色，收入很不错，稍有劳动力的贫困户挖莲打工，收入也不菲。看来这个村脱贫产业好，支部主动抓、干部真实帮、贫困户埋头干，脱贫有指望。虽说洽川镇在2016年已经整体脱贫，但村与村之间还很不平衡，就在一个村里，依然有个别贫困户生活困难，有的还极为困难，这就需要我们更加精准的落实“一户一法”，把扶贫工作进行到底。

　　民情日记三：黄河岸边访临河

　　临河,紧邻黄河。站在村东头沟畔上向东望去，宽阔的河面尽收眼底，对面山西的河岸清晰可见。

　　顺着曲里拐弯的沟边，可以看到多处地方挂着滑坡危险的警示标志，几条巷子的群众已迁往村西边安全地带，留下坍塌的旧房屋和一些残垣断壁。走到一户房屋很破旧人家门前，看到门半开着，便推开门打招呼，却没有人应声，门洞靠墙盘了个炉子是用来烧饭的，三间半边厦房年代已久，院子里种了些茄子、辣椒等蔬菜，准备出去时看到墙上挂着脱贫明白卡，便上前看了下，卡上显示户主叫刘德信，因病致贫，但帮扶规划栏里却是一片空白，帮扶干部是供电局分公司的赵建文。出了门，看到对面门口坐着两位70来岁的老人，便上前搭话聊天，老人赶紧邀我进家里，院子很宽敞，但房间却很狭小，一张床占据了大半个房间。我问他是不是贫困户？他说因为儿子在西安买了个车，在数据清洗时被剔除了。我问他有意见没？他说么意见，是国家政策的硬杠杠，谁都没办法。在聊天中得知老人叫刘发祥，74岁，曾在2013年患病做了好几次手术，2014年又因车祸摔断了右腿，至今走路都不太利索，儿子再婚后一直在西安打零工，平时很少回来，孙子是他们拉扯大的，已经25岁，在西安一家酒店打工，逢年过节会回来陪他们，有时还会给点钱贴补家用，他们的担心是孙子的婚姻问题和在外面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我问他对门刘德信的情况，他叹了口气，说刘德信是可怜人，已经80岁了，一个人在家生活，儿子多年不回，孙子在韩城打工，因为家里穷，快30岁了还没有娶亲，平时偶尔回来照看下老人。看来这个家庭确实困难，爷孙俩相依为命，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打工的孙子身上，但老人的生活照料却是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刘善才曾是村里的老会计，说话耿直爽朗，妻子刘连绒个子不高，当过十几年妇女队长。墙上的脱贫明白卡显示为一般贫困户，问他干部帮扶情况时，他们表示很满意，说供电公司的贺永信很负责任，每月来好家里几次，经常给他们鼓励和支持，平时也会通过电话相互联系。看来，我们的干部只要能经常走访贫困户，心平气和拉拉家常，与群众多交流、多沟通，问暖嘘寒，群众都会很满意。再聊天得知，家里的二亩七分地都种了麦子，基本没有收入，儿子在西安打工，娶了长安区的媳妇，生的双胞胎已经四岁了，一家四口都在西安，平时也很少回来。翻看帮扶手册发现2017年的帮扶规划没有填写，帮扶内容较为简单，没有具体帮扶措施，以入户了解情况居多。

　　在村中间看到一户门上贴着低保贫困户，便走了进去，见到刘建仓夫妇，告诉我低保户是他的哥哥刘绪仓，已经80岁了，无儿无女，属五保户，两个礼拜前，征得老人同意后，送去了县城敬老院，前两天自己过去看望时，老人吃住都很好。谈到自己家情况，老两口看上去有些伤心，说自己的孙子患有脑积水，已经10岁了仍行走不便，也没有上学，儿媳妇在家专门照看，儿子刘红龙常年在铜川洗煤厂工作，挣的钱基本上都给孙子看病了。我问有没有办理残疾证，享受残疾人补助金？老两口说没有，自己不知道怎么办理，也不知道去哪里办。说着让儿媳妇把孙子带出来，看到小孩的头比正常孩子大很多，一颠一跛朝前挪，一个人坐不稳，还得大人用手拉着，也不说话，真是让人心疼。我嘱咐工作人员尽快联系残联到家里了解情况，现场办公，让孩子享受该有的助残政策。

　　来到村委会已18时50分，便民服务室门开着，但没有见到一个干部，给当天值班的村支书刘社祥打完电话5分钟后，刘社祥骑着摩托车来到村委会。在脱贫攻坚办公室，看到有9户脱贫明白卡没有送到贫困户家中，要看村级脱贫规划，村支书翻来找去也没有找到。没有见到供电分公司派驻的第一书记杨思乾和队员谢小军，打电话问杨思乾在什么地方？他说在家里，自己和队员在镇上刚开完会，商量明天去村上工作。但经和百良镇核实，会议已经于中午12点10分结束，开会范围是村两委干部和第一书记，并没有工作队员。看来干部驻村工作也存在脱岗溜岗现象。

　　通过入户走访不难看出，贫困户家庭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现象：纯粮种植带来低微收入，低微收入势必住房简陋，简陋住房影响家庭形象，家庭形象关乎下代未来。走不出这个循环，贫困户就失去信心和希望，扶贫一定要一手扶产业，一手扶志向，一户一法，精准施策。

　　走出临河村，东头近百米的沟坡下便是已经开通的沿黄公路，村北不远处，韩合机场的跑道已初具雏形，村外庄稼地里，花椒、葡萄等经济作物满目皆是，村上前景一片光明。只要我们把帮扶贫困户的短腿补上，美好的日子就指日可待。

　　民情日记四：沟下穷村张家河

　　从运庄村北朝西下八个坡，拐十多道紧弯，走到沟底便是澄合交界处的张家河村。这个村子住房以窑洞为主，村民以留守老人为主，土地以层层梯田为主，富有立体感的坡地和传统记忆村貌，咋看都像一个穷村子。

　　走进70岁老人陈兴春的家，他躺在竹床上，手扶着头说话很吃力，表情很痛苦。她的老伴叫张茸侠，67岁，把我拉到另外一孔窑洞里悄声说，丈夫患了恶性脑瘤，花了不少钱也没见好转，只能在家保守治疗，病情也一直隐瞒着他；养育了三个子女，因为家里贫穷，儿子娶不起媳妇，入赘到南王村做了上门女婿，平时很少在身边，两个出嫁到几里外村子的女儿偶尔来照顾下他们，下地干点活。我问家里收入如何？她摇摇头说，地还不少，有15亩，但都是沟坡地，仅能种些小麦和玉米，收入微薄，今年新栽了3亩花椒，收益还得几年以后，现在靠每年3000元左右的养老金和粮食直补生活，老伴病后更是入不敷出，借了亲戚朋友不少钱。我问有没有干部帮扶？她说有，是村长袁新战，每月能来两三次。看到脱贫明白卡上易地搬迁一栏写着面积60平方米，政府补贴1.86万元，家庭出资4.764万元，但老人却表示自己并不知情，不知道自己是搬迁户，也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产业扶持一栏笼统写着种植药材，帮扶手册填写简单。看来干部的帮扶计划与家庭实际情况有偏差，存在与群众沟通不到位、政策宣传不具体、施策不精准等问题。

　　再上一个坡，来到65岁老人张培奇家，门口过道处的脱贫明白卡上显示家里有两口人，但产业帮扶措施填写不具体。张培奇说卫计局干部李君刚每个月能来三四次。在聊天中得知，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和媳妇常年在外打零工，过年回来转下就走了；小儿子也和自己闹着分了户，一个人在外很少回来，说到这里，老人有些悲伤。老人边领我进家里，边和我聊天，得知他以前在村里当过会计，引以为傲的是娶了知青媳妇鲁苏芳，但不幸2009年患了宫颈癌，手术化疗后基本丧失劳动力，现在靠微薄的低保金买点药物维持，加上自己腿疾严重，走路一瘸一拐，生产也不方便，生活确实困难。翻看帮扶手册和工作纪实，发现帮扶计划较为笼统，工作纪实也比较简单，最少的一篇仅有14个字。问老人有没有享受易地搬迁政策，他说大儿子在县城登记了60平方米的房子，但他和小儿子都没有登记，自己不愿意搬迁，也搬不起。在最后的聊天中，老人对党和国家的政策很是满意，但对现任村干部不及时公开村务略有不满。

　　在76岁老人张进生家门口的照壁墙上，隐约可以看到“存心忠孝、立志修齐”的家训家风，上世纪50年代翻修的五间半边厦房有些漏雨，墙上保留着老人1966年写的毛主席语录。老人生活在一孔集卧室、客厅、灶房、餐厅和储物功能五合一的窑洞里，一张方桌、一台老式电视机和几把凳子就是全部家当，挨着炕盘了个灶炉是用来做饭的，窑顶已被烟熏成了黑色。老人说因为大儿子是一名老师，自己家的贫困户在数据清洗时被剔除了。我问他有意见没？他说没有意见，自己曾是村干部，服从上级政策决定。我问老人有什么困难时，他乐观地表示没有困难，但对村上灌溉问题提了点建议，希望能将被淤泥堵塞的渠道疏通，用上游河道里的水来灌溉庄稼。我将老人的意见记在心里，也答应他一定会协调解决好这个问题。

　　最后一家是贫困户张德荣家，76岁的张母拄着拐杖在一孔窑洞里生活着，进去时正与几个邻居在一起拉着家常，打发寂寞。问老人有没有见到干部帮扶？老人说自己不清楚，都是儿媳妇他们管事，不知道哪个干部包联，也说不清楚帮扶手册和资料在什么地方。看到脱贫明白卡上的帮扶干部是王村镇干部张君侠，帮扶计划仅填写了易地搬迁相关内容，其他均没有写，问搬迁情况，老人也说不清楚。老人说自己户口在大儿子那边，去年大儿子不幸去世后，二儿子张德荣便把自己接过来住，儿媳在县城打工，偶尔回来照看下就走了，儿子身体也不好，在西安帮别人看门，收入微薄，两个孙子在上学，经济很是拮据。

　　基本可以看出，这个仅有114户348口人的小村子，青壮年劳力基本外出打工或已搬迁至新地方，留下来的都是孤寡老人，居住在危险的窑洞里，生活艰苦，缺乏照料。从长远来讲，这个地方不适宜居住，需要整体搬迁；村里没有劳动力，对1060亩土地需要采取土地流转或托管，依靠合作社的带动或股份合作的方式解决土地经营问题；贫病交加，就需要贫病兼治，把健康扶贫的政策精准落实到户，把治贫的办法精准施策到户。干部要真正成为群众的“主心骨”，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疑难问题，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要公开透明，不能暗箱操作，更不能弄虚作假、折扣政策，否则，群众不答应。

　　民情日记五：七一前夕访七一

　　在井溢沟东侧，有一个由7个自然小组组成的村子，叫七一村。今天就看看这个村。

　　已经习惯了，每到一村，谁家房最烂进谁家，谁最穷和谁聊。9时许，步行至村外，发现在沟畔边有户人家门开着，顺便走了进去，院里的杂草说明家里不常住人，三间半边土木结构的厦房看着年代久远，却还算结实。我问有人没？一位60来岁的老人应声出来，邀我进了第一个房间，茶几上的碟子里剩一点腌黄瓜，旁边放着半个冷馒头，显然正在吃饭。我让老人吃饭，他说已经差不多吃完了，关掉图像模糊的老式电视机，和我聊了起来。得知老人叫习宗民，64岁，是七一村6组人，家里5口人，老伴因十多年前的车祸基本没有劳动能力，儿子和儿媳都在县城打零工，老伴半病身子勉强能照看下孙子，他平时还会打些零工贴补家用。我问他为什么没有搬迁？他说搬了，去年冬季才盖的房，还没有装修，不能入住，家里人在县城租房子住，他因为要照看地里的庄稼，偶尔回老院子住一晚，干完活就回县城了。我问他是不是贫困户，他说以前是，在这次数据清洗时被剔除了，是村里评议的，自己没有意见，表示理解，但对个别新增的贫困户有意见，认为村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问老人还有什么困难？他说没有困难，自己还能干点活，不给党和国家增加负担。

　　走出习宗民家，遇到60岁左右两口子在复垦的田里锄草，顺便和男主人聊了聊，看他面黄肌瘦，精神状况不大好，问后才得知他叫王进录，也是七一村6组人，患肝硬化已经4年了，仅能做些简单的轻松活。问他每年医药费多少？他说一年2万多元，由于自己很少住院，所以合疗也仅能报销5000块钱左右，家里因病已欠外债3万多元，儿子离婚后在江苏打零工，寄回来的钱不够医药费，今年还没有寄一分钱回来，孙子在家里需要照看，老伴抽空就近打零工贴补家用，日子很是困难。问他是贫困户不？他说是，包联的村支书经常来家里了解困难，帮助解决，去年应村里号召，向亲戚借了点钱入股光伏扶贫产业，以后每年都会有收益。问他收益是多少？他摸了摸头，说不清楚。看来干部在政策宣传方面做得还不够，没有将光伏扶贫产业的收益给群众讲清楚。问他有没有医生帮扶？他说没有。像这样的家庭，一人得大病，几年难翻身，没有医生包联暴露出因户施策不够精准的问题。对于这家来说，健康扶贫应是第一位的，靠病弱老人经营土地也不是办法，可考虑采取土地托管经营或者土地流转来解决种地问题，光伏电站虽说前几年收益一般，但也算是一项稳定收入，后期收益还是很可观的，每户年收益接近4000元。

　　辗转来到5组贫困低保户曹忙生家里，这个家庭户口上有5人，女儿已出嫁，但户口没有迁走，实际生活只有4口人，曹忙生患有脑梗，在附近打小工；妻子王玲曾因意外摔伤颈椎，干不了重活；儿子31岁，患有重度精神病；母亲已80多岁，体弱多病。看到屋里收拾得很干净，能感觉到王玲是个勤快人。和王玲聊天得知，由于没有劳动力，家里的13亩地以前大都种些玉米和小麦等粮食作物，今年在干部帮扶下栽了4.8亩花椒和2亩核桃树，估计3年后可受益。最令她头疼的是儿子的病，一旦犯病就会离家出走，现在靠药物维持，由于这种病不在合疗报销范围内，每年要花1.6万元药费，常常入不敷出。针对这户实际，我觉得健康扶贫是根本，加上低保救助和适合曹忙生身体条件的短期打工，过两年花椒和核桃收益后，这个家庭就能好起来。

　　最后来到村委会，干部都在各自忙碌着手头的工作。经了解，这个村有101户贫困户，76户参与了光伏扶贫，剩余25户是农业产业扶贫，今年底准备整村脱贫。我叮嘱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长工作一定要细之又细，剔除贫困户一定要严格标准，让群众评议，把政策讲透讲清，不能让群众有意见。一是村干部每月至少把贫困户访一遍，加强与他们的沟通交流，把群众的事当自家事。二是要针对村里的贫困现状把一村一策产业规划做精细，把贫困户一户一法脱贫计划搞精准。三是不能过分着急脱贫摘帽，达到标准的可脱，达不到标准的不能强脱。同时要统筹处理好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关系，防止顾此失彼，招致群众不满意。

　　回去的路上，我在想，穷人最怕得病，最怕得大病和慢性病，辛苦攒下几个钱，一病几天就花完，健康扶贫一定不能挂空挡。我嘱咐随行工作人员与卫计、民政等部门衔接，让他们实地到王进录和曹忙生家中看看贫困现状，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尽努力给予帮助。相信通过部门、镇村干部倾心倾力的帮助，七一村这些贫困户的日子将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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