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之所以发动长征,直接原因还是在于军事上的失利。蒋介石在对红军的四次围剿先后遭到失败后,又于1933年10月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毛泽东失去领导权,在王明,博古,李德等人一意孤行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下,放弃过去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积极防御方针,将这场战争定性为国共之间的决战,采用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导致红军节节失利,在抢先进攻后不久即遭到巨大损失。同时,在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在组织上又大搞宗派主义,开展过火的党内斗争,撤换坚持正确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导致中央苏区在政治上面临危机,造成了党内、干部队伍里的恐惧疑虑心理和苏区社会秩序的不安定。此外,中央苏区这时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这不能不影响到革命战争、人民生活和人心安定。因此,在此不利形势下,红军要在中央苏区坚持持久作战是确有困难的,这不能不使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要考虑红军突围作战略转移,以求得保存红军的活力。
1934年5月,广昌、建宁先后失守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恶化。国民党军进入苏区的腹地,中央红军在内线打破敌军的“围剿”已十分困难。当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此时也已意识到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无可能,曾考虑过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并把这一设想报告了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虽然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以保存有生力量,但同时认为中央红军不一定马上撤离中央苏区,在内线坚持斗争,打破敌人的“围剿”还是有可能的。据此方针,博古、李德等人虽然提出了战略转移的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间接准备,但在战略上继续同敌人拼消耗,完全忽视了有生力量的保存。为做好转移准备,中央军委于7、8月间先后命令红七军团、红六军团进行北上西征。但由于红七、红六军团的兵力过小,在北上和西征后,不但未能牵动大量敌军,达到预定的目的,反而使“围剿”中央苏区之敌加快了“围剿”的步伐,中央苏区的形势进一步恶化。
长征80周年手抄报内容.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