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主持人什么级别-央视主持人告诉你什么叫天道酬勤？

【#高考励志# 导语】立志高远，脚踏实地;刻苦钻研，勤学苦思;稳定心态，不馁不弃;全力以赴，夺取胜利。央视主持人告诉你什么叫天道酬勤？快来和我一起看看这位央视主持人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吧。

张泽群，1982年—1985年四次参加高考，终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现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摄

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的头几年，在周围一片“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的气氛中，张泽群在机关大院大礼堂里看电影，去学校排练文艺节目，做一个少年内心想做的事儿。

当高考降临在他身上，他看到的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失败，就得去社会上晃荡；成功，则意味着拥有更多选择的可能。为了那一点儿“可能”，张泽群从1982年到1985年连续四次参加高考，终考上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

他说，四次高考让他相信天道酬勤，相信公平正义，相信可以完全通过自己努力、不凭借任何运作，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2013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新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张泽群坦言最关注教育公平问题，他还为河南考生呼吁“高考公平”。在他看来，天道酬勤、公平正义，是恢复高考之后在几代人心中确立的价值理念，在如今这个时代，更加不能变。

“感谢父母没逼我去学习”

新京报：1977年恢复高考时，你对当时的情景有什么记忆？

张泽群：那一年我12岁，上中学的头一年。我生活在河南郑州的一个机关大院里，高考恢复的消息传到院里，立马就炸开了锅，那时候积累了很多“待业青年”，包括一些返城的知识青年，大都无所事事。听到消息后，他们都打算去参加高考。

有件事情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天院里来了一辆大卡车卖辅导资料，大伙儿都围着卡车买书。我父亲也买了一套，是“*”前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全是临时复印的，一共17册，捆成一扎。当时社会上已经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我翻开一看，全都看不懂，我那时数学才刚学到因式分解。

新京报：你父亲为什么也买了一套？

张泽群：主要还是一种氛围。当时在院子里，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高考。在高考中断期间，“大学”基本是淡出人们视野的词汇，但我不止一次听到过。1976年，我小学五年级，当地有个豫剧团演一场戏，把我拉过去当临时小演员，演完后，剧团想把我留下来当学员。那时候被剧团看上，相当于一下子解决了工作。周围人都说，孩子这么小就能出来挣工资了，多好的事儿。但我妈一口就回绝了，说“我们家孩子以后还要上大学呢”。一年之后，就恢复了高考。

新京报：所以你从小就生活在“要上大学”的氛围中？

张泽群：其实并不是，我父母只是模模糊糊给我指引了一个大方向，但基本上没怎么干涉过我，没给我下达过“一定要上某某大学”的指令，没让我承受过大的学习压力。中学开始，大院里礼堂每周放三次电影，一晚上放两部，我经常泡在里头。别人都在看书、学习时，我看了各种各样的老电影。高考恢复后，社会上已经开始有“不考大学没有出路”的观念，但父母亲从没逼我去学习，有时我父母还会主动去帮我拿电影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过得非常愉快，成了老电影的“骨灰粉”，为此我特别感谢我父母。

新京报：除了看电影，中小学时还有什么经历？

张泽群：我从小就喜欢文艺，是学校里的文艺积极分子。从我小学开始，学校里就有宣传队，很多孩子小学时还参加，上中学后就陆续退出了，但我还愿意参加。有天晚上我和我父亲说在学校复习功课，其实是偷偷跑去排练节目了，我父亲知道后也不骂我，只是说：“你要是喜欢排练就去，又不是干什么坏事儿，不用撒谎。”

初中时，有些孩子就立志要考大学，开始看更高年级的课本。我仍旧没觉得有什么压力，后来才慢慢感受到。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这种压力？

张泽群：1981年高一要结束时。那时候高中只读两年，高二就要面临分班、高考了，我才发现自己的成绩真的落下了，已经跟不上其他同学。我开始准备复习，到了高二最后一个学期，我17岁，知道自己成绩不好，可能考不上大学了，才开始想：将来怎么办？

周围有一些没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只能进入街道或单位组织的社会服务社，等待分配工作，说白了就是瞎晃悠。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可怕的事儿，没有一份固定工作。等到我也可能面临这种状况时，才有点慌了。我就是不想在社会上瞎晃悠。

【谈四次高考】

“第三次高考失败后差点放弃”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报考北京广播学院？

张泽群：我知道文化成绩不行，就开始想着“走捷径”，或者能上个大专也知足了。 我尝试过“招飞”，结果第一次体检就不合格，原因是没见过色谱被判色弱。回家后我哭了一场，一扇门被堵上了。

后来，班主任拿着广播学院播音系的招生通知找到我，觉得适合我，一是艺术类考试对文化成绩要求不高，二是我平时就是个文艺积极分子，喜欢朗诵，作文也写得好，他觉得在那里能圆我的大学梦。

当时我没听过这个大学，也不知道播音系是干嘛的。老师说，你听那些电台，就是念报纸播音的。我想，念报纸也能上大学啊？别的艺术特长我没有，念稿子的能力我倒是有，于是就报考了。没想到，一考就是四年。

新京报：一共参加了四次高考？

张泽群：1982年我17岁，头一回考北京广播学院，首先是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面试，那时候真不知道播音是什么，以为越大声越好，对着准备好的新闻稿喊了一遍。主考老师说，这孩子还小，还在变嗓儿呢。就没下文了。但是那个面试环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安静的屋子，桌上铺着绿色的金丝绒，上面一个台灯，台灯旁边一个话筒，很庄重、很神圣。我想，以后在这样的地方工作真不赖。

回去后准备普考，1982年7月31号，高考本科录取分数线出来，395分，我考了295分，整整差了100分。我和我父亲说要复读，觉得自己不是笨，只是没用功。1983年第二次高考又失败了，因为之前一直学理科，文科知识准备不足；1984年，觉得复习得也不错，信心满满去参加专业面试，没想到，感冒了。面试老师一听我声音，就没通过，还说我不合适学播音。我当时就觉得五雷轰顶，我该怎么办？

1985年，我还是咬牙去考了，终于考上了。我那些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有的都快大学毕业了。

新京报：考了四次，期间有没想过放弃？

张泽群：第三次高考失败后，我几乎已经决定放弃考大学了。院里的老头老太太见着我，都会开玩笑说：“呀，‘大’学生回来了！”他们不喊“大学生”，故意把“大”字音拖得老长，嘲笑我年纪这么大了还当学生。也有人议论：老张家的孩子，怎么天天在家吃白食？我整天在家给父母做饭，也不敢出门，心理压力很大。

1985年的春天，我去找了一份工作，在平顶山市广播电台做播音员。虽然每天播的都是天气预报之类的小稿子，但终于听到自己的声音从广播里传出来，也算有些慰藉。当时就想着上个电大，这样也能实现理想。

工作了两个月后，我去了一趟洛阳，正好洛阳广播电台办了个培训，请来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的高蕴瑛老师，这位老师知道我已经考过三次，就问我：“你要不再考一次？”我犹豫了挺久，因为我当时已经有工作了，但最终还是遵从内心，偷偷跑到北京报名。这一次考上了。

新京报：为什么一定要考北京广播学院？

张泽群：第一次高考时我心里还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觉得参加艺术类招生，对成绩不好的我而言相对容易些。到第二年高考时，我才真真切切地确定了这个目标。

那是1983年5月，我去北京广播学院参加面试。十八岁，第一次去北京，我父亲买了一张火车卧铺票和一张硬座票，他把我放到卧铺车厢，自己去了硬座车厢。次日早上到了北京，经过长安街，看到那么宽的马路，我当时就被震撼了，这座城市真好。

更让我震撼的是人们的劲头。在北京，我看到早上骑着自行车去上班的人们，在等红灯时，腿始终都跨在车上，看到绿灯一亮，“蹭蹭蹭”全飞过去了。这和郑州不一样，在郑州，等红灯时人们都下了车，慢悠悠地等。那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给十八岁的我极大的冲击。

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在北京，我看到了人们“跟太阳一块儿升起”的劲头，我就下决定，一定要来北京上大学。北广自然是最适合我的选择，文化成绩不好，只能选择艺术类考试，而我音乐不好、美术不会、跳舞也没学过，只有这个“念报纸”会。所以说，与其说是我爱上了北广，不如说我是先爱上了北京。

新京报：还记得第四次高考的分数吗？

张泽群：408分。考了四年，这是分数的一次。之前参加北广的专业面试，已经通过了，高考分数出来后，我知道文化线也过了，就信心满满地等待录取通知书。后来我才知道，在报考北广播音系的河南考生当中，我的文化成绩是第一名。

新京报：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是什么心情？

张泽群：我的录取通知书到得很晚。高考出分后我一直等，等得发慌。一直等到九月初，我跟父亲说，如果录取了，通知书最晚这两天也得到了，你多去你单位看看有没有我的信，如果是特别厚的信封，你就多买几个菜，我去把之前请教过的电台老师给请来。因为我知道装录取通知书的信封都比较厚，里头有通知书、注意事项、学校介绍等很多资料。那天中午，我爸骑着自行车回来了，在家门口我就远远地看到车筐里装着挺多菜。我顿时心里就踏实了，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谈高考影响】

“四次高考确定了我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

新京报：四次高考的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影响？

张泽群：不仅是让我考上大学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四次高考确定了我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恢复高考，也恢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让人敢于拿青春去赌明天。高考让我相信天道酬勤，相信公平正义，相信可以完全通过自己努力、不凭借任何运作，去实现自己的梦想。那时候北广播音系每年在河南就一个招生指标，我如果不相信这些，觉得努力没有用，指不定谁走后门、谁花钱就进去了，我还会坚持参加四次高考吗？

新京报：进大学后有什么感觉？

张泽群：一进校门，看到那些学生们都把校徽佩戴在胸前，有一种很强烈的自豪感，那时候，大学生确实都是“天之骄子”。现在的大学生，还有几个人会戴着校徽到处溜？那种对时代认同感、对自己作为大学生的使命感，真的是一种氛围。

我去学校报到后，到了宿舍，一推门进去我就傻了，我看到一同学盘腿坐在桌上，讲播音专业的很多知识，他讲的那些东西，我几乎都听不懂。都是刚进校，怎么他比我懂那么多？其他的同学，也都有模有样，我感觉自己和他们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新京报：那你怎么办？会自卑吗？

张泽群：不会自卑，我就觉得自己得用功，暗下决心。到大二的时候，我考试基本都在90分以上，专业课汉语语音考试满分。

1987年夏天，我大二那年暑假，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到河北涉县调研。在那里，我看到农家子弟在高考独木桥下的悲凉心境，思考是否有职业教育与高考制度相辅助的可能，写了近万字的调查报告《敢问路在何方》。当年暑假，我还在郑州火车站录音采访了因学习不好被父亲打出家门的流浪少年。

回到北京后，我把录音采访和调查报告，投稿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有影响的栏目《午间半小时》。半个月内，《午间半小时》相继播发了我采写的两个专题，不仅是在广播学院，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引起重视，央广的《青年之友》栏目，来邀请我去当特邀节目主持人。

这对我是很大的肯定，我知道，凭着自己的努力，我可以提高专业能力并实现自己的价值。我再一次相信了天道酬勤。

【谈社会关切】

“不应为了高考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新京报：时至今日，当年的高考经历是否仍在对你施加影响？

张泽群：是的，我现在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和当初仍保持一致。我已经52岁了，几十年来，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单纯的人，不奢望什么，但当机会出现时，也会努力去抓住。比如大学毕业找工作，当时并没有奢望留在北京，但就是因为首届大学生供需见面会，我顺利去了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1993年，制片厂分配给我一间平房，我心中非常感激，那时候想得更多的是做好节目，没有想过要赚多少钱。

到现在为止，我都不是一个有太多功利心的人，只是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好现有的事情。这就是我的“高考后遗症”。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和80年代，人们对待高考的态度上，的区别在哪里？

张泽群：时代的确在变化。在80年代，真的可以用“单纯而激情飞扬”来形容，人们不会过多地为财物纠结、为房子焦虑、为未来担忧。对那时候的人而言，高考是一个台阶，大学是一个梦想，没有那么多功利的心态。

现在有些不同。我听说有的家长在孩子刚出生时，就开始记录“距高考还有XXXX天”，告诉孩子得看什么书、学什么知识才对高考“有用”。社会上很多人看待高考的态度是病态的，说白了就是两个字，功利。那么多人都在高考面前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不应该。

新京报：前几年你曾为河南考生呼吁“高考公平”。

张泽群：河南作为人口大省和教育资源欠发达地区，考生必须多考100多分才能上一本。这在高考面前显得有些不公平，所以我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就得为河南的孩子说点啥，我们要想办法解决教育不公平。

我也知道现在高考存在不少毛病，但是一个人的价值观不能因此而轻易改变，“信”，这是最重要的，要是不相信了，那就彻底失去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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