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导语】作文是语文考试的重中之重,想要写出好的作文,可以多背多记一些写作素材,灵活运用。以下是©文档大全网为大家整理的《2018年高考语文作文素材整理【五篇】》希望对大家写作有所帮助。
做到,你就是英雄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由人民群众中诞生的英雄推动、引领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丰富的物质遗产、精神成果、文化经典,那些创造辉煌成就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军事家,那些在民族苦难、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舍生忘死的忠臣良将、豪杰义士,为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英雄。那一串串耳熟能详的名字闪耀在历史的星空,是我们的“床前明月”,激励着世代中华儿女奋勇向前。中华民族的历史闪耀着英雄的光辉,因英雄而精彩。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曾经饱受外侮、伤痕累累,但中国人民从不屈服、永不言败、决不退缩,那些慷慨赴义、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那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革命先驱,那些东奔西走上下求索中国向何处去的开路先锋,都是国家的英雄。一个能哭着微笑的人不会被****,一个饱受屈辱还能泪眼望远的民族不会停下脚步。只要英雄的情结和精神尚存,英雄的血性和气概还在,散落一地的基因和细胞就会聚合成钢筋铁骨,用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中,涌现出许许多多杰出人物,那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人民领袖,那些“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劳动大众,那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坚强砥柱,都是人民的英雄。新中国的蓝图记录下英雄的荣耀,因英雄而多彩。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英雄,一个时代当有自己的楷模。国家因英雄辈出而强大,民族因精神挺立而兴旺,社会因正气浩荡而温暖。没有英雄豪气的人会萎靡不振,消解英雄的社会没有希望,缺少英雄的国家没有力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项气势磅礴的伟大事业,靠无数各路英雄共同推动。那些胸怀坚定理想、执着信念、崇高使命、深沉情感、强烈责任的身体力行者,那些致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勇敢担当者,那些心系人民呕心沥血、面对灾难赴汤蹈火的无私无畏者,还有那些敬业奉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的国家功臣、先进典型、时代楷模、最美人物、道德模范、大国工匠、身边好人,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民族复兴的伟业呼唤着英雄的精神,因英雄而出彩。
英雄不问出处,好汉各有来路。不管什么身份、什么岗位、什么地位,只要我们“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你就是英雄。不必抱怨没有脱颖之机、用武之地,做的自己,你就是英雄。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国梦是人民的梦,为我们开启了人人都有出彩机会、人人都能成为英雄的好时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我们开辟了群英荟萃、英才竞现的宽广舞台。把“战狼”点燃的激情转化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实际行动,你我都是英雄。
生饮酒而亡,畸形的“酒桌文化”害了他
有人认为:是酒吧害死了王耀栋,他们不该开展如此夸张的饮酒免单活动;也有人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王耀栋不自量力,只能自己承担一切后果;还有人说:王耀栋的朋友们不够关心他;更有人说:那些给王耀栋“加油喝彩”的看客让这个不胜酒力的年轻人下不来台,他们才是事件真正的元凶。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都没有触及问题实质。没错,酒吧、他自己、他的朋友和周围的看客,都对王耀栋的死负有责任,只要其中一个条件不成立,悲剧就不会发生。但是,涉事各方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最坏的选项。面对这种情况,把责任简单地归咎于某一方,无法还原整个事件的逻辑。害死王耀栋的凶手,不是哪个具体的人,而是畸形的酒桌文化。
酒文化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然而,事物总有两面,不那么美好的“酒桌文化”也大肆流行了起来。在酒桌文化的语境里,酒不是用来品鉴、享受的,而成了一种让人们用自我伤害的方式来证明“诚意与胆量”的工具。你越是能喝、越是敢喝,就越能受到“酒桌文化”的褒奖与赞美。不顾健康与理智的狂饮,成了“勇气和面子”的象征。王耀栋身亡的酒吧之所以会推出这种“饮酒免单”的活动,王耀栋之所以会“自认英勇”地站出来,周围的人之所以会加油喝彩,背后都有这种酒桌文化作祟。
王耀栋不是第一个死在酒桌前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我国都有超过10万人死于酒精中毒,在这份“死亡名单”上,不仅有王耀栋这样的年轻人,也有正值盛年的中年人,本应颐养天年的老人。害人的“酒桌文化”超越了年龄的界限,也超越了职业、身份、地位的界限,从无业游民到富商巨贾,从知识分子到政府官员……酒桌面前,“众生平等”,谁也无法逃脱。
王耀栋之死并不偶然,只要畸形的“酒桌文化”继续流行一天,就还会有新的受害者出现。在个案的视角上,我们可以把这些人的死归咎于他们自己或具体责任人,但在宏观层面,社会的不良风气才是让悲剧不断重演的根本原因。只有移风易俗,让社会认清畸形“酒桌文化”的危害,才能阻止下一个“王耀栋”走向死亡。
无论何时,别忘对惨剧受害者温柔以待
在遭到“天价索赔”的质疑后,遇难者家属、男雇主林生斌日前接受采访时作了回应。他否认曾提出“一个孩子一亿”赔偿方案的网络传闻,称“怎么可能提这个要求,我妻儿是无价的”“四个最爱的人走了,我一个人要什么钱呢?”就在7月12日,他还在微博表示,决定联合朋友发起设立公益基金,致力于提升中国高层住宅防火减灾水平,促进家政业完善保姆甄选管理机制等。
有网友说,林生斌是少有的体面人。就目前看,他当得起这样的荣褒。“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许多人奉若箴言却未曾做到的,他做到了。
丧亲之痛,其悲孰甚?他也有悲痛溢于文字的悼念,但没有打悲情牌厉声控诉,也没像祥林嫂“我真傻,真的”般溺于悲伤,而是不卑不亢、克制表达,哪怕谣诼当前,也未怒形于色。设致力高层防灾的基金会,从个体际遇照见公共隐患痼疾,则益显其人格厚度。
但受害方的不怨不尤,不是外界可以搅浑水或泼脏水的理由。跟他的体面比,有些人的心态何止不体面,甚至还有些龌龊。比如造谣称“男主人和女保姆有染”,比如渲染未经充分证实的结论——受害者家属要求“一个孩子索赔一个亿”,指责其“吃亲人的人血馒头”,逼其自证清白。这些人或是不嫌事大的看客,或是自以为真相在握、将质疑之箭乱射一通的“伪理中客”。
“宽厚”本是种价值正确,但到了现实层面,总是苛责别人容易、理解别人太难。对从无端造谣、质疑中获得围观快感的人来说,他们投出质疑的飞镖容易,“毋行苛刻”太难,他们掂量“苛刻”与“理解”对应的注意力收割量时,会罔顾瞎质疑可能对受害方造成的二次伤害。
在舆情事件特别是惨剧中,无论何时,对受害方,公众本来都该更加宽厚。“礼不伐丧”,对个人亦应如此,我们未必做得到物伤其类、理解他们,但尽量不去凭着未证实或不具备事实基础的信息对其围困,避免造成“再度伤害”,则是可以做到的。
拿该事件而言,男雇主要求物业彻查真相,合情合理;即便索赔,索赔金额再高,也是其权利主张。对其诛心,是认知扭曲,也失去了起码的人文精神。
想起某辩论节目曾讨论“丑闻主角是否该被万人虐”,主持人马东就说,要分清悲剧主角跟丑闻主角的差别,不能混为一谈。而当下,企图把悲剧受害者扭成丑闻当事人的,总不乏其人。
可以肯定,这个社会像这样朝受害者乱扔石子的人越少,公共空间会越澄明。
外卖骑手的本分与情分
比如在地铁和公交车上,让座是情分,而不是本分。要能明白这一点,因让座而引发的大量争执都会烟消云散。
但偏偏很多人拎不清。近日一名外卖骑手向媒体记者吐槽,他经常会遇到一些客户让他带垃圾下楼,又不好意思拒绝,他感觉这不太尊重人,希望记者呼吁一下,大家不要让外卖骑手带垃圾。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的骑手有同样的苦恼,但也有骑手认为带垃圾是举手之劳,甚至有主动要求给客户带垃圾下楼的。(《楚天都市报》)
骑手是送外卖的,按时按点把外卖送到是他的本分,如果他主动要求带垃圾,这是情分。但客户不应该将骑手的情分当本分。
为什么外卖骑手不能直接拒绝非分之请呢?很简单,客户掌握着给骑手打分的权力,得了差评就会扣分,积分低了就接不到距离近酬金高的单子。大数据的威力一览无余。
由电商普及起来的客户评分制度真是一个好东西。小小的一个打分,几乎以一己之力大幅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服务水平。可以说,中国的消费者正生活在史无前例的幸福时代。我们可以给滴滴司机打分,他们便不敢绕路或抱怨;可以给银行柜台办事员打分,他们再不耐烦也要保持微笑。我忍不住想,什么时候政府办事大厅全部引入匿名打分制,并且将评分与收入、晋升挂钩,就不会再有“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新闻了。
但有时候打分制这个好东西也会“异化”,比如网购买家用差评要挟卖家或者卖家为消差评而骚扰买家。新闻里说,一位中年妇女没签外卖就先把垃圾递过去,她很可能就是在暗示自己拥有差评权。
有些人可能是被“顾客就是上帝”这句话给误导,真把自己当上帝了。在餐厅里冲服务员吆五喝六,跟在家里理直气壮地让骑手丢垃圾,都是同一副嘴脸。
“顾客就是上帝”这句口号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并流行起来,有其合理性,甚至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所谓不过正不足以矫枉,集体主义年代顾客的地位太低了,需要刻意拔高一下。但是市场经济发展至今,“顾客就是上帝”应该淘汰了。
顾客不是上帝,服务员也不是孙子,顾客就是顾客,服务员就是服务员。没必要刻意拔高一方,贬低另一方,双方公平交易,地位平等。其实聪明的顾客不该奢望当上帝,因为当面被迫卑躬屈膝的人可能转眼就会骂娘使绊子。双方先各归其位,回到本分,再来谈情分就不尴尬了。送餐的准时准点,点餐的平等待人,再谈多一些体谅或多一些服务。
李文星之死何以引发热议
大学毕业生李文星的非正常死亡,在传销之恶、招聘网站之责的公共讨论中,人们甚至还来不及给死因寻到一个相对明确的结论,“意外溺亡”可能是最接近客观真实的说法。警方根据李文星随身携带的传销笔记等物证,分析认为其“极有可能误入传销组织”。
媒体遍寻死者合租室友、家人以还原李文星生命中最后两个月时间里的点滴线索,这个毕业时间不长的大学毕业生,不幸堕入对招聘网站的“信任黑洞”。在求职网站、传销组织与李文星之死中间进行责任的归咎,并非难以实现的目标。指责求职网站的工作疏忽或者说“难辞其咎”,也是常见的公共愤怒。互联网技术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公众对于网络技术的依赖需要技术性的背书和信任托底。信息是否安全可信,互联网一代对某种网络产品的使用和依赖,是建立在现行法律对互联网产品的约束和规范基础之上。法无禁止的自由不是一种无限制无条件的自由,网络产品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的信息,为供求双方提供便捷交流的平台,招聘网站恐怕无法用技术失误来为类似李文星之死做解释。
网络产品并不天然具有公信力,“网上说的”并不天然可信或者不可信,网络产品的公共形象和信任度依然需要市场不断锤炼和检验。问题在于,算不上卓越的某个互联网平台一旦导致巨大的社会悲剧,其善后所需要的成本同样是巨大的,李文星之死如何追究招聘网站的责任,民事抑或刑事,过去面对类似的公共事件,甚至责任方体量庞大如百度都带来社会治理的难题。
李文星在不幸身亡之后,舆论将大学毕业生(甚至是985大学)作为某个标签,公共表述之中似有言外之意。大学或者说重点大学,其毕业生被人们认为具有天然辨别诈骗的技能,“连大学生都被骗”,或者说“连重点大学的学生都被传销组织骗”,传销之恶、传播之广为公众所忧虑。提防和辨别诈骗成为一种公众所希望掌握的技能,这也是对公共管理部门及时履行职责所提出的要求。新的时事热点被传销利用进行蛊惑和洗脑,对传销犯罪活动的严厉打击存在执法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辨别传销不仅是公众所应该掌握的一项技能,也应当是地方积极履职和对传销加强打击的重点突破口。
以往突发个案发生以后总会有传销窝点被精确打击,这样的连锁反应令人尴尬。社会欺诈与信息安全的疏漏并不是人的经验和阅历足以抵御的。李文星之死引发公众热议也在加剧和复刻人们的个中体验,社会是否有能力为之求解,依然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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