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出版社,《周礼》:周礼的简介

副标题:《周礼》:周礼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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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世传为周公旦所著,但实际上可能是战国时期归纳创作而成。

  《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是古代华夏民族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

  《周礼》中记载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多有史料可采,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无所不包,堪称为汉族文化史之宝库。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范,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

  这些制度规范《周礼》分为六类职官,《天官?大宰》谓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天官?小宰》谓之“六属”:“一曰天官,其属六十,掌邦治”;“二曰地官,其属六十,掌邦教”;“三曰春官,其属六十,掌邦礼”;“四曰夏官,其属六十,掌邦政”;“五曰秋官,其属六十,掌邦刑”;“六曰冬官,其属六十,掌邦事”[14]。其分工大致为:

  (1)天官冢宰,大宰及以下共有63种职官,负责宫廷事务;

  (2)地官司徒,大司徒及以下共78种职官,负责民政事务;

  (3)春官宗伯,大宗伯及以下共70种职官,负责宗族事务;

  (4)夏官司马,大司马及以下共70种职官,负责军事事务;

  (5)秋官司寇,大司寇及以下共66种职官,负责刑罚事务;

  (6)冬官百工,涉及制作方面共30种职官,负责营造事务。[15]

  伪《古文尚书?周官》有类似说法:“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司寇掌邦禁,诘*慝,刑暴,乱;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但这种说法可能更晚出,是对传世《周礼》的抄袭、概括而已。

  《周礼》之所以由《周官》而更名为“周礼”,意味着在汉儒看来,社会的所有一切制度规范,可概名之“礼”。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话语中,“礼”乃所有一切制度规范的概称。汉语之“礼”,尽管最早、最狭义的用法指“事神致福”的祭祀礼仪(《说文解字》),但其最广义的用法则是指的所有一切制度规范。所以,贾公彦谈到为什么主礼的春官之职不能说“礼百官”、而应说“统百官”时,解释说:“礼,所以统叙万事,故云‘统百官’也。”(《天官?大宰》)所谓“统叙万事”,意味着“礼”乃统摄着所有一切制度规范。

  《周礼》的制度规范并非以往社会的实际制度,而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理想设计。如果《周礼》确实是战国时期的产物,那么,它的创作正好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必定反映那个时期的历史趋向,因此,其制度设计的目标应该并不是指向转型之前的社会时代,而是指向转型之后的社会时代。为此,有必要简要谈谈中国社会历史及学术的分期问题。中国社会历史及其学术可以分为三个时代,其间有两个转型时期,大致情况如下表:

  表中的时代称谓“王权”“皇权”“民权”乃标示国家主权行使者的变动:王或天子→皇帝→公民。主权行使者的历史变动是由于生活方式、社会主体的变动:宗族→家族→市民。家族社会虽然仍讲宗法,但其宗法已不具有宗法社会“家—国—天下”同构的地位,这是本质区别。这在经济上表现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变动:王土公有制→地主私有制→资本主义。又在政治上表现为基本政治制度及其主体的变动:王领导下的血缘贵族集体统治→皇帝的一言堂→公民的民主政治。

  《周礼》各篇开头都讲“惟王建国”,似乎是指向王权社会的,但这只是表达方式的问题,实际上《周礼》的制度设计是指向未来帝国时代的皇权的,只不过当时尚无“皇帝”之称(秦始皇才首创“皇帝”之称)。表中所谓“古学”是指的诸子百家兴起之前的学术,以“六经”或“五经”为代表,实际上主要是《诗》《书》及《周易》古经,即孔子“述而不作”之所“述”(《论语?泰伯》)。此后便是百家争鸣的“子学”兴起。秦汉以来、直到清代,中国学术的主体则是广义的“经学”。然后是近代的与“旧学”(或称“中学”)相对的“新学”(其主要内容是“西学”的传入)。至现当代,中国学术已多元化,主要是两方面,即意识形态化和科学化;但就传承中国传统学术而论,其主体部分可称为“国学”。

  就其时代背景而论,《周礼》应该属于“子学”范畴(儒家当时属于百家之一,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也包括儒家);其制度设计之指向,乃是社会转型的趋向。唯其如此,《周礼》的实际影响是在后来的皇权时代。例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其“六部”就是仿照《周礼》“六官”而设置的;唐代将六部定名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至清。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所以说《周礼》并不是王权时代的经典,而是皇权时代的经典。今天面临的一个任务是:如何使《周礼》进而转化为民权时代的一部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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