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厌世者都有他心目中的黄金时代，我心目中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据说，在那个年代，有两三年，佐埃·阿坎每天都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一首写日常生活的诗，广受欢迎。
我想，这真是个传说，他究竟写了什么，竟能说服大家从熙熙攘攘中腾出几分钟去看，而且马上就能看懂呢？难以置信。直到读到伊犁本土诗人松龄的诗歌。
第一次读松龄的诗是朋友指给我看的。那一期的《文学报》拿出一个版面刊登了伊犁三剑客的诗（亚楠、程相申、松龄）。松龄选的是《在城里，我看见一辆运煤的毛驴车》、《和母亲的一次电话》、《这么多年了，你还在写诗》。与亚楠、相申相比，松龄的诗显得轻巧、具体、朴素。不管是主动还是无奈，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满足于自己的小天地的。
在《运煤车》这首诗里，诗人把雪、毛驴车、卖煤人和卖火柴的小女孩、红泥小火炉连缀在一起，通过时空的交错，给我们刻画了一位现代卖炭翁的形象。在最后一节（第七节）诗人写道：雪还在下，纷纷扬扬∕∕我擦身而过∕走在回家的路上∕在你期盼的目光里∕我多想学学李白和杜甫∕买一块煤回家∕遗憾的是∕我的钢筋水泥∕筑成的小屋里∕早已盛不下昔日∕唐诗宋词里∕那盏充满诗意的∕红泥小炉。在慨叹民生多艰的同时，也对逐日消失的传统怅惘不已。
从这最初的诗里，我发现松龄的一个长处：诗歌写什么，标题里就交代清楚。对现代诗而言，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常识问题，它表明作者是非常冷静的。而源于智性的冷静，是现代诗人最缺乏的。假如不得不举个反例的话，我首先想到的是北岛。
我敢肯定，假如你读过北岛后期的诗歌，肯定会有和艾伦·金斯堡一样的感觉：看不懂。我甚至怀疑北岛自己能否看懂（当然，它们是能解释通的，但讲得通和看懂是两码事）。这些诗歌肯定都是在一种混乱的状态下写的，包含了太多极度个人化的体会，结果只能拿时间、地点来命名，这也是北岛后期无题诗数量庞大的原因之一。而令人惊讶的是，北岛曾这样评价策兰：“从总体趋势上来看，他的诗越来越短，越来越破碎，越来越抽象。每个词孤立无援，往往只指向自身。他对抒情性回声的压抑，对拆解字义的热衷，使他慢慢关上对话之门。”
所以，给诗歌命名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松龄做到了。
在迷人的生活诗之外，松龄还写了相当数量的自然风物诗，表达了对农业社会的怀恋和赞美，有一些作品还批判了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的索取（例如《寻找》），它们与生活诗一起构成了松龄独有的诗歌风景。
新疆作家阿拉提·阿斯木在《伊犁夜话》里写到，还没有城的时候，田野就在那里了，所以城市和乡村不是分开的，而是乡村的一部分。是呀，伊宁就是这样一座城市，绿树环抱、一水旁流、民居错落、花木幽深。在这里，现代化是被农业哺育大的，你爱城市，也爱农村。松龄诗歌里的人就是这座城市的人，风物就是这座城市的风物。活的人，自然的风物。你或许喜欢，或许无所谓，或许认为它们写出了普遍性，或许认为地域性依然明显（伊宁毕竟是座边陲小城）。但，它们至少是忠实的。忠实的像死者。
毋庸置疑，松龄是伊犁诗坛乃至新疆诗坛一位独具风格的诗人，或许是唯一一位没有掉进地域性陷阱的诗人。除了用词有时不够精确（这毛病很容易找到）、行文略嫌啰嗦（《冬夜》、《天气：雨夹雪》最后一段均可删去）外，几乎找不到硬伤。而当代诗人，除了顾城、海子、王寅，又有几个是基本汉语过关呢？
在我看来，松龄诗歌的最大缺陷是：无法使人难忘。
首先这是生活诗的本质决定的。显赫如辛波斯卡，她的名声也是由《越南》、《奇迹市集》、《桥上的人们》、《恐怖分子，他在注视》、《对统计学的贡献》这些非生活诗奠定的。因为，生活诗从本质上来说，是奥登所谓的“轻”诗歌，无论作者有意无意，它有点类似“通过特点和技巧获得一种有普遍的吸引力的‘胡话诗’。”这些诗能让我们眼前一亮，心有所动，但它根本无意去解决问题，它提出的问题也是似是而非的。
其次，总还和一个人的阅历有关。松龄长期生活在伊犁，过惯了书斋生活，多多少少限制了他的广度和深度，也让他降低了对自身的要求：与其说他写的是这座城市，倒不如说他写的只是自己。（如果松龄像菲茨杰拉德那样参与了宏大、熙攘、轻率和寻欢，他就可以给这座城市写编年史了）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艾略特所谓“历史意识”的问题。由于缺乏这种意识（借口很多），松龄愿意承担的是生活，而非苦难，他愿意写的也是生活。他放弃了诗人所特有的命名权和解释权，导致他的诗太轻。（松龄说过，他对诗的要求是，有新意，能看懂。）
不过话说回来，松龄仍极可能是伊宁人最喜欢的一位诗人。至少大家愿意抽出几分钟读完他的诗，并自以为懂了。
能读懂，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