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_建筑学家梁思成的故事三则

故事一：伟大的古建筑保护者
　　梁思成是我国的古建筑大师。人民英雄纪念碑、重建的江南名楼滕王阁均出自大师的手笔。梁思成毕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保护工作。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早年留学美国，游历欧洲。回国后定居北平，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和东北大学建筑系，并且开始潜心撰写《中国建筑史》。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乱，梁思成只得带着夫人和儿子梁从诫南下，在离重庆300多里的里庄落脚。日军的入侵让他们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梁思成的健康状况也是日益恶化。由于长期低头伏案画图颈椎受损，他就用花瓶拖着下巴，继续创作。
　　炮火连天、兵荒马乱，即便在这个偏僻的小镇也难得片刻安宁。1944年夏天，抗战形势扭转，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这天，几个陌生人忽然出现在梁思成面前，他们奉盟军司令部之命，前来邀请梁思成商议大事。听明来意，梁思成二话不说立即乘竹筏从水路出发，到达重庆的朝天门码头，又弃筏登岸。司令部早已等候多时，梁思成甚至来不及喝口水，一张军用地图已经摆在面前。盟军正在准备大规模轰炸日军，为了保护敌占区的古建筑不至于毁于炮火，所以专门把他请来请教。
　　梁思成手拿着红笔，在地图上仔细的圈点，每个重要部位都做了明示标记。圈点完毕，当他交还地图时，稍作沉思，忽然说：“我还有个建议，希望另外两个城市也能得到保护，但是不在中国。”美国人感到奇怪问他是哪两个城市?他说：“日本的京都和奈良，这是日本最富盛名的两座古城，古建筑林立。”话一出口所有的人都大感意外，觉得不可思议，当时两国交战正是你死我活之时，对于梁思成这个建议，就连司令部也不能擅自做主。
　　第二年夏天，日军兵败如山倒，却仍在垂死挣扎，拒绝投降。为了打击日军的战争潜力，早日结束战争，盟军在太平洋上集结重兵对日本本土发起了持续大规模的战略轰炸。在连连的炮火笼罩之下，直到日本宣布投降，国内几乎只剩下了废墟，唯有两个城市幸免于难，京都和奈良。盟军最终听取了梁思成的建议。
　　硝烟散尽，隆隆的炮声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战争带给人们的伤痛，仍然难以愈合。然而幸运的是京都和奈良躲过了那场浩劫，两座千年古都，依然是生机勃发。时至今日，多处古建筑群已经被列为世界遗产。让日本人引以为豪，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来此观光览胜。当人们漫步古都，徜徉于历史和现实之间，为人类的智慧而发出由衷的赞叹之时，不会忘了60多年前的那个中国学者。
　　文化遗产是全世界人类共同的财富，大师的远见和胸襟令人钦佩，日本人尤其心存感激，都说梁思成是古都的恩人。后来梁从诫赴日本演讲，谈起此事，眼眶湿润的说道：“父亲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我们家有两个亲人都牺牲在抗日前线。”台下鸦雀无声，无不悚然动容。如果说这是两个人的战争，胜负其实早已分晓。
　　古建筑和文物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人类有共同保护的责任。
　　故事二：在军用地图上标古建筑
　　1948年底，在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后，毛泽东随即拟订了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并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 鉴于弃守只是时间问题，国民党*试图迫使在北平的高校南迁。
　　就在迁与不迁争议之间的一天，有两位穿灰布衣服的人，在一位朋友的引领下，来到梁思成先生家中。来人取出一幅北平的军事地图，说：“我们的部队正在做进驻北平的准备，出于完好保护北平城中珍贵的文物古迹、书籍档案的考虑，党中央和毛主席主张和平解放北平，但是如果傅作义拒绝接受和平改编，我们只能强行攻城。我们早知先生是国内的建筑学家，现请先生把有重要文物古迹和古建筑的地方在地图上标出来，以使之避开炮火。”
　　当时，梁思成正为北平城中大量的名胜古迹、古建筑群落的命运担忧，他害怕北平遭受劫难，使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瑰宝毁于一旦。 因此，以前从未直接和中国共产党人打过交道的梁思成听了来人的这番话，感到十分惊愕：共产党对保护文物古迹竟如此重视!而当他又听来人说他们的上级表示，宁可付出流血牺牲代价，也要尽可能保全古建筑一砖一瓦时，他更被深深地感动了。 他随即和妻子林徽因，用红笔在那幅军用地图上，把他们认为必须特别加以保护的地点，一一圈点了出来。北平最终获得和平解放，国人额首称庆。而梁思成夫妇昼夜圈点禁止炮轰地图一事，则成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永久佳话。有了这次经历，梁思成毅然做出了留在清华大学等待解放军到来的选择，拒绝了国民党派飞机接他到台湾的邀请。
　　如何在解放战争中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仅仅有高层领导人的重视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些措施保障。中共中央特地派人来请教梁思成，倾听他的看法和意见。这一做法正符合梁思成千方百计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心愿，于是他慨然应允，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解放军编印一本《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以供在解放各个城市和地方时用。
　　梁思成担纲这件大事，率领清华建筑系的部分教师及中国建筑研究所人员一起动手，从《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的内容、封面到书的版式设计都亲自定夺。1949年6月，这本《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印出，发给各路解放大军。在该书的说明中，明确写道：“本简目的主要目的，在供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之用。”
　　这本饱含了梁思成等人心血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发到解放军手中之后，不仅在解放各个城市、地方时避免了不少盲目的破坏，而且对解放初期开展古建筑调查、保护、研究工作也提供了指导，它可以称为新中国文物保护重要的历史文献。
　　当时在中国建筑研究所工作的罗哲文，直接参加了《简目》的编写，并担任了初稿的全部油印刻制和印刷装订工作。
　　故事三：保护北京古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梁思成知道旧城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如何保护不成的时候，仍然发出最后的呐喊。他退而求其次，希望保住旧城的城墙和城楼。在北京《新建设》中，梁思成为北京城墙做了他最后的徒劳辩护，可以使我们后人洞悉当年的情景(“○”为毁城者的言论，“△”为梁思成的辩护)：
　　○城墙是古代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理应拆除。△那么，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这一切建筑遗物虽然曾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专用，但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的纪念文物了。
　　○但是，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展。 △现代城市为防止过度密集和拥挤，采取大城市用园林地带分隔为小区域的办法。城墙正可负起新的任务，承当现代大都市的区间隔离物。而当国防上需要时，城墙上还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的防御工事在现代还能再尽历史任务。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墙。人民政府所规划的大北京市界已21倍于旧城区，政策方向早已确定，旧时代政治、经济上的阻碍早已消除，我们不应再被心理上的一道城墙所限制、所迷惑。
　　○城墙阻碍交通。△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城门即可解决。同时在城市道路系统设计上，控制车流，引导其汇集在几条主干道上，正可利用适当的城门位置导向。○拆除城墙，可取得许多砖，可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拆之无害，且有薄利可图。△城墙除 1米厚的砖皮外，内皆灰土，总数约1100万吨，以20节18吨车皮组成的列车日运一次，需83年才能运完。这一列车，83年之中可运多少有用之物?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安放何处?北京城外并不缺少土地，四周都是广阔的平原，何苦要费巨大的人力取得这一带之地?拆除城墙的庞大劳动力又可积极生产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成果。如此浪费人力，同时毁掉一件国宝文物，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
　　但这样的争辩很快就结束了。争速前进的历史和匆忙的决策，彻底淹没了梁先生的建议和童话般的憧憬。有一天，梁先生从城内开完会回到清华园，谈到了北京市负责人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内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反对的意见，美好的建议，都沉默了。
　　这一次，是科学和理性的败退。于是，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了。随后，北京城墙不幸地被拆毁了。
　　为保护北京城，梁思成哭了好几回。天安门外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因为妨碍“几十万人民群众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于1952年被拆除，梁思成哭了;1953年，北京开始拆除一座一座牌楼，梁思成与主拆派据理力争，在会场上痛哭失声。
　　梁思成的确书生气，直到1957年，他还在抗辩：“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就针对北京市区规划提出，将北京的行政中心建到老城之外，这就是的“梁陈方案”。但这一方案很快被否决。批判者说，梁思成是为古而古，妄图将北京老城当做一个博物馆保存起来。对此，梁思成曾对当时北京市的一位负责人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跑了几年城建，王军越来越理解梁思成：“梁先生不是为古而古，而是与城市的现代化联系起来的。”
　　梁思成当年躺在病床上预言：这个城市还没有长大，现在只会得一些伤风感冒的小毛病，但我已经看出，他将来会心肌梗塞，得高血压。
　　虽然他本人没有看到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但是王军看到了这个城市心肌梗塞和高血压的病症。今天，北京城已经不堪重负，人口密度过高，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资源稀缺，许多文物建筑被毁坏。
　　在山西海拔2000多米的霍山，为寻访梁思成夫妇当年考察过的一处古建筑，王军驱车几个小时才上了山顶，而梁思成当年则花了12个小时步行上去的。
　　“在那个高度，我终于理解了梁思成。”王军深有感触地说，“他实际上被一种文化所化掉了，化到他的血液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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