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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全媒体影响下的新时代,我们必须认真研究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不断推动青少年思政教育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与时偕行。
要紧扣青少年时代新特点,改革学校思政教育课堂主渠道。当代青少年群体思维更加多元并具独立性和批判性,对以榜样说教的思政教育方式不甚认同。受市场经济影响,容易产生功利思想和短视行为,随时消解思政教育效果。当前思政课程设计未从改革开放之初面向精英群体的教育转向照顾大众理解力的教育,未有效实现分级分类,宏大叙事与青少年的现实关切发生关联不足。现场教学、社会实践缺失或缺乏系统性设计,“第二课堂”和“第一课堂”未形成有效互补,等等。因此,应大力改革学校思政教育课堂主渠道,创新思政工作话语体系,编写分级分类教材,降低理解难度,增加对于青少年关切的求学、择业、婚恋、社会融入等现实问题的释疑解惑,引导辨析纷繁芜杂的网络观点声音。线上线下相结合,更加注重对话和交流,积极发挥主题团课、队课作用,用好科技馆、少年宫等文化场馆。整体推进思政理论课教师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共青团和少先队干部等队伍建设,加强培训、落实待遇、练兵比武,提升专业化、职业化水平。
要顺应全媒体传播时代新变革,优化青少年思政教育资源配置。移动传播日益成为主流传播方式,受众群体分众化、差异化趋势明显,“信息锚定”效应加剧,传统传媒业的中心地位被削弱,人人皆能成为传播主体。在QQ空间、抖音、B站等青少年聚集的商业网络平台中,主流媒体缺乏有效“声音”。细腻温暖、充满人文关怀的青少年专属文化产品稀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等价值观未充分融入电影、歌曲、动漫、应用App等宣传载体,等等。因此,思政教育不能局限于课堂和校园,而要着眼构建以移动传播为重点、以分众传播为关键、以优质产品为核心的全媒体思政教育新体系。主流媒体责无旁贷要对青少年群体内容细分,从内容供应转向产品供应,积极向移动媒体进军,激活沉淀的优秀产品为思政课提供鲜活而充足的素材,相关落实完成情况应纳入意识形态责任制考核。政策引导商业平台主动制作、传播优秀思政教育产品,政府基金引导社会投入,将市场主体履行思政教育社会责任情况纳入行业监管和社会责任评价,进行奖优罚劣。强化技术应用,探索在行业协会成立算法道德委员会,为浏览负面信息达到一定比例的青少年用户强制推送正面信息进行对冲。
要把握思政教育时代新内涵,构建综合治理的战略新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领袖对青少年思政教育从目标定位、根本任务、基本内容、方式方法、工作队伍等各个层面上作出系列重要指示,赋予了新时代思政教育新的内涵。但现实中,有些学校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措施落实不到位。党委宣传、教育、共青团和少先队等主责部门仍在单打独斗,统一规划不足。社会综合治理作用发挥不充分,大众偶像、娱乐明星、时尚达人的行为示范极易带来负面影响,等等。因此,新时代青少年思政教育工作必须守正出新、增强针对性和时代性。要切实加强青少年思政工作整体谋划,统筹文旅、广电等部门和各类社会组织的资源力量,共同构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为一体的工作大格局,指导各职能部门、网络平台、社群制定专门的青少年思政工作方案,督促落实并常态化开展专项评估。建立广泛的网络爱国统一战线,将群众的创造力、正能量纳入工作中来,发挥青少年学生本身就是改善网络生态重要力量的主体作用,用好学校学生会、社团的独特作用,实施朋辈教育。全面整治娱乐行业不良现象,激励偶像、达人争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人。坚决整治各类危害青少年权益的网络违法行为和有害信息,不断净化网络空间,共同守护清朗的网上精神家园。〔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厅局班学员、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走近了千家万户,手机也逐渐普及,除了是人们沟通交流的桥梁,还成为办事的工具。
许多地方政府部门也逐渐跟上了“流行”趋势,响应国家“让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的”号召,开发了政务APP和网上办事平台,然而这些APP乱象丛生,饱受诟病。
有记者调查发现,政务APP不少,从省级政府到各区县政府,很多都有自己的软件。但软件评分偏低,下载用户很少,下载后的体验也非常不好,大部分政务服务软件都存在闪退、数据服务异常的毛病,根本不能正常使用。央视也曾以“手机上形象工程”为题点名批评政务服务APP。
做好政务App,是我们在便民路上必不可少的一步。从长远来看,随着网络的普及,政务APP必然是发展的趋势。一些职能部门的APP能方便人民了解一些信息,如高速部门App,可以直接在上边查询高速状态,便民利民。有些部门的政务App还应能办理业务,如社保部门的APP,群众可以直接进行社保查询、缴费等业务,不用去排队,减少了人力,避免了浪费。可以说,政务服务APP的发展、普及与完善,应该是我们便民路上的一大步。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许多政务APP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只是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没有达到群众心里的预期和满意度。在实用性上,解决实际问题上面,离群众的希望和便民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被动的完成上级关于政务信息化的要求,并没有将便民利民真正放在心上。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完善提高的过程,希望App开放者能真正将便民利民放在心上,不断完善成熟便民平台,真正的做到“让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毕怡悦)
新的《河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于去年12月1日起施行。这部《条例》引人关注之处在于其明确规定了“已成年且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赡养人要求老年人给予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此规定被诸多媒体解读为“立法禁止啃老”,继而引发舆论关注。(1月6日《法制日报》)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亲情伦理和道德法律秩序,在中国自古就是很难厘清边界的领域。或基于此,当年“常回家看看”的精神赡养之立法初心,时常被现实所归谬。最简单的一个逻辑是:尽管“不回家”的子女很多,真正依法求偿精神赡养的父母,寥寥无几。因此,当地方立法善意地赋予父母拒绝子女啃老要求的时候,舆情往往容易从执行力上将之视为“咸吃萝卜淡操心”之举。
“立法禁啃老”的话题并不新鲜。早在2011年,江苏立法明确“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此后,山东、吉林等地对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立法中亦相继出现类似规定。这些规定,其实以“立法禁啃老”来解读并不准确:一则,它并非一刀切的“严禁”,意在乘续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相关规定,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财产权。换句话说,面对“啃老”老人有说不的权利,至于用不用这个权利,是当事人的自由。二则,“花式恶意啃老”的法律后果,虽然细则化之后看起来很厉害,但其实并非地方立法的“创意”。比如河北的《条例》规定,子女或者其他亲属窃取、骗取、强行索取老年人储蓄金、养老金、退休金、政府补贴、养老服务卡(券)以及其他财产性权益的,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实,在《民法总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上位法中,早有相关或类似规定。地方性的“老年人保障条例”,大多只是系统法律的细化与落地。
谁都明白一个老理,叫做“徒法难以自行”。更何况,“养小”还不比“养老”,很大程度上个家庭自治的问题。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公布曾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的现象,有30%左右的成年人基本靠父母供养。当然,即便是在家庭观念差异很大的西方国家,在高失业率和经济不景气的当下,“啃老”亦是共性的问题。美国纽约州北部的一户寻常人家里,就常年住着一个无所事事的儿子,而他还对外宣称自己是一名生意人。去年5月,父母忍无可忍,一纸诉状把他告上了法庭。因此,共识大概有两个:一则,“啃老”并非中国式难题,虽尴尬,却不稀奇;二则,法治是赋予父母说不的权利,而不是事无巨细地插手家庭内的微观经济关系。
“立法禁啃老”,这个判断无非是民意对地方新规的通俗理解,只是,立法的本意恐怕不只是在于刚性约束,而更重在传递价值认知和权益常识。这种“善意”,是法治谦抑的表达,更是价值信仰的引领。再形而下地说,它也许并不能立竿见影扭转“啃老”的现象,不过,它提醒子女“啃老”可能的非法性与不当性,亦提醒老人时刻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来纾解“啃老”上的顽疾。
“啃老”未必违法,拒绝亦是权利。在老龄化路上飞奔的中国,是该为老人的权益与自由密织法制网络了。(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