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孟以来,我们的阅读方式、欣赏模式大致便是“知人论世”。我们大多认定“文如其人”,这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如是我言,逢文先勿论人品,且以作品论英雄。
我们很容易理解“言为心声”,也即作品反映其人品。所谓“郁结乎心而发乎声”,作品本身定然有着作者个人人品的渗透。引美学家蒋勋之言:“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句,我认为不是诗歌上的技巧,而是诗人心灵上动人的东西。同样是一堆白骨,很多人走过去了,却没有看见”。试想,若是杜甫没有忧国忧民之心,又何来发自肺腑之言?伟大的心灵,投影在文学上,依然是伟大的作品,是高尚的品性。
然而这并不是说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脱俗之人。我们从小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读犹太人斤斤计较、视财如命的险恶心肠,末了明白人不能为金钱奴役,要追求人性上、人品上的美与良善——但事实上呢?莎士比亚成名后的岁月一直为钱财奔波。他敛钱如命,甚至发放高利贷敛资,更因一家人无法如期还清财物而气急败坏、对簿公堂。这时候我们再看元好问的“文章宁复见为人”,便显得格外讽刺而引人深思了:高雅的作品并不能看出写就它的笔杆人品如何。如此,你又怎能像孔夫子一样操琴无数、推演其人为文王;又怎能像孟夫子一样“知其人、论其世”呢?
既然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未必挂钩,那又何必纠结其人品如何?人类的文明本身就是宽容的,它看重作品本身。所谓“文以载道”,作品之“道”,为其根本。我们不妨说,如果一部作品传递了人品的真、善、美,读之令人动容、发人深省,那它就已经达到了“作品”所应达到的目的,至于作者本人如何——你无法从作品中推知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并不在对作品的考虑范围之内。作者或许依靠作品而不朽,但文学史最终告诉我们,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
所以我认为,面对作品时,要且以作品论英雄。我们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怀并愿意将其内化为修养,但我们也能从《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义忠诚的不竭力量。作者终将逝去,其人品也会销蚀不见;但一旦其作品高雅,便足以光照千古、惠泽古今。作为重,道为重,人品须臾如苍狗,应以作品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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