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1982―1984)与“社会主义新人”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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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这最早可以追溯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品中的思想渊源，其中就包括马、恩、列、斯等人的讲话、发言和相关阐释。这充分体现出此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从现有资料来看，有关人物形象塑造的探讨要早于新人形象的探讨，这是符合相关问题阐释的普遍逻辑的。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文艺要塑造新人形象”的具体要求。他的讲话澄清了在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发展了恩格斯提出的文艺要“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的光辉思想，从而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重大的驱动作用。在我们看来，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应是文学创作核心问题之一，小说之所以能够多角度、全方位地刻画人物，依靠的就是各种艺术手段，从各个角度对人物进行肖像描写、心理描写、对话描写、行为描写与环境描写，借助这些就既能抓住人物本身外在形态，也能细致呈现出人物自身心理和思想感情等内在活动，还可以完整地展现人物与环境互相作用的纹理脉络，进而达到塑造人物形象最终目标。 在经过“文革”洗礼后，面对新时期的现实，许多作家与文艺工作者还没有及时从“文化大革命”风暴中完全抽身，某些观念并没有因为时间上的“快刀斩乱麻”而断然决裂，毕竟心理、心态上的转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伴随文学重新回到“人”的自身位置，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塑造也就成为亟须重点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人物形象塑造直接关系某种创作思潮及主题表现，更是在新形势下彰显“人”的主体精神的对应动作。今天来看，此问题也是《文艺报》在新时期文学展开伊始努力彰显文学批评媒介意识形态建构角色的起点，从报纸新闻编辑的新闻选择架构角度来看，也是“将此种新闻选择任务‘惯例化’，以将它们置于可操控的范围之内”的一种体现。再有，此问题也是源自《文艺报》机构内部，因为报道议题选择实际上受到组织需求的影响。正如贺敬之所说：“从理论上讲，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大转变时期。要用鲜明的艺术形象对它做出典型概括，从而正确地、深刻地反映新时代的真实面貌，就必须在不回避和掩盖阴暗面的同时，重视积极的、前进的、光明的新事物，充分看到它的存在、发展和壮大，在斗争中反映出光明必定战胜黑暗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我们时代的光明和前进力量的代表者们的形象，就当然成为正确反映新时代的关键性的一环。”∞当时社会语境下，社会主义文艺不断走向复兴和繁荣，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分析和不断扫清思想理论混乱、正本清源过程中，始终存在一种困惑、疑虑、误解以及模糊错误的观念，主要涉及的就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问题，若没有在理论上加以辨析和澄清，就会影响到新时期文学创作繁荣。事实上，“社会主义新人”在新时期的提出，始于邓小平1979年在文艺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讲话”本身提出新时期“中心任务”，确定判断大是大非的“标准”，落实到文艺上就是要求塑造出反映、实践“现代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典型形象”――“社会主义新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时代与人民的需要，更是符合社会发展和文艺发展客观规律的，同时也是继承和发展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经典思想的集中体现，更是从过去“塑造英雄形象”过渡到描写“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新境界的崭新开启。 我们对《文艺报》与新时期文学批评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主要还是基于当代文学批评研究在当下已经取得相关成果基础上的深度考量。伴随新鲜史料的挖掘与提炼，有关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整体面貌日渐清晰，但是种种因素阻碍了史料挖掘的穷尽性，这源自当代文学史料的不确定性或者说动态性。那些“活”的资料的深度挖掘乃是文献整理研究进程中的难点，但却也是保持当代文学批评研究延续下去的关键节点。只有突破单一渠道来源的局限，才有可能更为全景地呈现新时期文学批评的面孔与角色姿态。借助尼克?斯蒂文森的观点，我们可以通过探究媒介在文化生产和再生产中的地位，媒介在意识形态、结构等层面的作用和角色，从而全景地还原《文艺报》在新时期文学批评进程中的媒介建构角色。在尼克?斯蒂文森看来，种种表征“一方面涉及符号自身与意图和被表征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和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密切相关”，这是指导我们进行研究梳理的路径参照之一。 一、介入与建构：长篇小说与新人形象“塑型”作为开端 从现有材料来看，《文艺报》集中关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问题”的编辑行为和文章刊发，较为频繁地体现在1982年，先前自1978年恢复办刊以来，虽有零星文章提及“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问题，但没有在1982年这个时间段有舆论影响力度。我们看到在张韧和肖德的《行进在四化建设道路上的新人形象》一文中，作者就提到： 1981年中、短篇小说创作与往年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写社会主义新人的作品不断涌现，新人形象在创作中越来越占有显著的地位。可以说，在文学的画廊上，为四化献身的新人形象，已经联袂结伴地出现。作家把握新人特征的准确性，塑造新人形象的生动性和丰富性都比前几年有了新的进展。新时期的文学，首先摆脱了“四人帮”的“根本任务”论的羁绊，回到了生活的大地上，恢复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新人形象焕发了生机。„„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和《开拓者》的问世，标志着为实现四化建设顽强斗争的新人形象已经在新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人到中年》以其陆文婷形象的典型性和提出问题的尖锐性，反映了新时期文学的另一种特点：从描写披荆斩棘、力挽狂澜的领导者和开拓者的形象，发展到注意刻画像陆文婷那样的从平凡中见不平凡的普通劳动者中的新人。 在作者看来，如此众多崭新人物大量涌现，已经形成1981年不同于往年的小说创作显著特色。作者这里实际上挑起和探讨的话题就是“如何成功地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并且在研究和观察中总结已出现的新人形象特点，即包括“表现了人物性格的鲜明的时代特点”“正视现实，敢于揭露矛盾，从尖锐复杂的生活冲突中磨炼人物的性格”“注意探索人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高尚的伦理道德，从家庭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中揭示心灵美和道德美”等。与此同时，作者还提出警醒性的呼吁：“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这是我们创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我们不但要探索一些佳作的经验，而且应当从创作中的问题吸取教训。公式化、雷同化是我们当前创作中亟待克服的问题之一。一方面，我们还不能说‘根本任务’论及‘三突出’的影响已经彻底清除；另一方面，也不能束缚在所谓‘真实’生活的表面之上而使新人形象失掉理想的光彩。目前某些小说热衷于反映新事新气象，但人物形象流于表象，失之肤浅。”从文章舆论激发和探讨强度来看，此文阶段性总结意味比较浓郁，点明某些作品中虽然注重人和事的描写，但是未能从生活泥土深处开掘人物，从而造成典型化不足，缺乏时代理想的光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蒋子龙笔下的乔光朴、车蓬宽和解净等新人形象，其本身之所以产生较大艺术感染力，就是因为作者在艺术形象锻造中加入自己生活激情和革命理想。作者在文章最后鲜明点出：“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固然需要理想主义精神；革命现实主义和典型化的原则，同样不能离开作家的革命理想。”此时期，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取得的成就是以《沉重的翅膀》为代表的反映工业战线四化建设的小说。这也是有关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领域深入开展创建的一个突破口，《文艺报》此时特别编发陈骏涛的《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并在配发“编者按”中提到： 张洁同志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在《十月》一九八一年第四、五期发表以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重视。最近，作者对全书又做了较多修改，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现在，本刊将讨论这部小说的座谈会的报道和陈骏涛同志的评论文章发表于后，供大家参考。 在陈骏涛看来：“张洁同志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以下简称《翅膀》）在一九八一年第四、五期《十月》连载后，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它。我并不认为《翅膀》是一部完美无疵的小说，但我确实认为，这是一部反映四化建设的，有才气、有特色的作品，很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在作者看来，《沉重的翅膀》无论是在表现主题，还是反映生活面的广阔，以及描写人物的众多、艺术的独特追求上都是此时期比较突出的。特别提到《沉重的翅膀》是长篇小说反映四化建设的第一部！陈骏涛认为，党中央号召作家要努力表现四化建设的题材，塑造四化建设创业者的形象，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推动四化建设事业前进。张洁以一个革命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先地以长篇小说的形式，试图描绘出四化建设的宏大主题，此种热情和努力，是首先应予以肯定的。 陈骏涛在此文中客观地给予《沉重的翅膀》以文学史意义上的评价和肯定，同时也认为：“《翅膀》的总的思想倾向是积极的，健康的；当然，它也存在着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有一些描写和议论，是缺乏分寸感，不够严肃和准确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的主观随意性”“小说把反改革的力量描写得过于强大，以至整部小说给人一种重压感”等等。在他看来：“《翅膀》描写了改革反改革的斗争，但并没有热衷于枯燥的斗争过程的描写，而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通过人物描写，来体现作品的思想。„„张洁同志是一个擅长于描写人物，特别是擅长于描写人物内心深处的感情的细微变化的作家，在这部长篇里，也发挥了她的所长，以一个女性作者的独到的体察，探幽烛微，深入于人物内心的深处，细致地表现了人物感情的波澜，这就使她笔下的十几个主要人物形象，都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而不是在某种概念的单纯的传声筒。”此文中作者还提出《翅膀》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议论带进了小说，形成了小说的一种思辨性和哲理性的色彩。在文章结尾，作者说道：“在小说中，我们的确时时、处处看到一个作者自我的形象，这个形象既是昨日的张洁，又是今日的张洁。作为一个读者，我衷心希望作者在今日的创作中坚持和发展那些符合艺术规律的、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和成功的东西，也希望作者能虚心地听取读者的意见，不断修正那些不符合艺术规律的、经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和不成功的东西，使自己的作品益臻完善，使自己的艺术益臻成熟。”我们从上述相关论述中，能够发现此时期有关“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问题本身带有强烈方向指引意味，这也就决定探讨某个问题领域及层次时，需要采取相应的方法与策略。而实际上《文艺报》此时期召开座谈会讨论《沉重的翅膀》就是针对作品“评价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反应”。这在《本刊召开座谈会讨论（沉重的翅膀）》的报道中得以充分的体现，我们看到：“到会的同志们认为，《沉重的翅膀》是反映四化建设中矛盾斗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应该受到重视。这部作品反映了新时期工业经济改革的某些重大矛盾，涉及广泛的社会生活面，从政治、经济、思想到伦理、道德，都作了具体的描写。作者热情地塑造了四化创业者――副部长郑子云、厂长陈咏明、班组长杨小东等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各具鲜明的个性，有着典型的社会意义。这种热情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应该受到称赞。”但同时也指出其中不足之处，即“但是在塑造领导干部田守诚、孔祥等人物形象时，由于作者对他们思想作风上的某些缺点，缺乏冷静的解剖，因此有些漫画化，不够准确。同时，作者把改革的阻力写得过于强大，使人有一种重压感。有的同志认为，把改革者写得都没有好结果，这不完全符合生活实际。”。参与座谈会的代表们一致认为，该作品与作者过去写的伦理道德、心理感情的一些短篇作品来比较，在题材、主题、人物等方面是有较为明显的开拓和深化，但仍旧保留作者自身比较细腻婉约的艺术风格，这是作者本身在创作上一个重大发展。此外有同志认为此部作品在艺术上较为粗糙，结构还不够严谨；作者经常直接抒发自己强烈的爱憎，使作品有浓厚的论辩色彩，但主观随意性太强，有的议论是多余的，削弱了作品的艺术力量。大家建议作者做进一步的加工和修改，并相信作者能够改好这部作品。 二、怎样做？―“方法论”性质文献的示范与引导 《文艺报》刊发的署名“王先霈、陈湘生”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关键在于发现》则是探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问题的又一篇典型文献。今天来看此篇文献，其对阶段性讨论和如何具体操作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因为在多数人看来，如果一味地抱怨和指责多数作品的缺点和错误，是不能真正对具体创作实际产生强大指引力的，因此那些带有“方法论”意味的阶段性总结和指导文章，就成为适时推动相关讨论深入开展的重要依托。该文作者开篇点明初衷，“时代呼唤文学描绘社会主义新人。怎样才能成功地塑造出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呢？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067f423a89eb172dec63b7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