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子建多饮茶”——曹植的陶耳杯吕埴 作者：暂无 来源：《艺术品鉴》 2016年第11期 吕埴 中国人对荼的认识，是从食用和药用开始的。最早利用茶叶“系咀嚼鲜叶，生煮羹饮”，“啜其汤，食其滓”，尤如今人煮菜汤，故有茗菜的说法。《晏子春秋》有载，“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卵、茗菜而已”。《晏子春秋》系后人收集晏子遗事写成的，是说晏婴在齐国为相时，吃糙米饭，烧三种禽鸟、五种蛋以及荼菜为食。 这种原始的用荼方式，在我国某些地区仍有遗留。现今云南西双版纳州基诺山当地的基诺族人仍有以荼为菜的习惯，他们外出打猎或劳动时，带上几节竹筒饭，饿时在野外生火，采集一些鲜茶叶，揉碎后并所带干粮和食盐置于竹筒中，引山泉水煮之，即可食用。另外，在湖南省的桃园县，当地农民有将荼汁和果仁、豆子等混合在一起碾碎后熬汤喝的习惯，名之“擂荼”，亦是以茶为羹的遗风。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食茶之初无定器。作为食器的釜、罐，作为酒器的碗、耳杯等都能被当作荼器来使用。 耳杯又称杯、具杯、羽觞，基本形制是扁椭圆，弧形壁，浅腹平底，饼形足或高足，口缘两侧各有一个半月形耳或方形耳。这种器物始于春秋战国，是由椭杯、舟等演变而来，盛行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唐代以后便很少见到。 国家博物馆现藏有一三国时期耳杯，为灰色陶质，侈口，浅腹，双耳，平底，1951年出土于山东东阿曹植墓。 曹植墓位于东阿县城南19公里处的鱼山西麓，依山营穴，封土为冢，始建于魏青龙元年（233年）三月。墓葬平面呈“中”字形，由甬道、前室、后室三部分组成，墓葬朝向为坐东面西，墓葬全长11 40米，宽4 35米。 墓中所出土的132件文物，大都为比较粗糙的陶器，还有几件石器和料器，没有发现什么贵重物品。这符合其父曹操一贯倡导的“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和其兄曹丕在遗令中规定“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当然，曹植生前的生活是比较困苦、潦倒的， “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宴，叉禁防壅隔，同于囹圄”，死后亦难以厚葬。 营植（192-232年），字子建，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第三子。他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但受到了其兄曹丕的防范、排斥和打击，多次被贬，甚至险些丧命。黄初四年到太和三年（223-229年），曹植被封到河南雍丘（今杞县）、浚仪（今开封县）。期间，曹丕去世，曹睿即位，曹植认为能够改变自己状况了，提出了不少治国之道，要求为国家做点贡献，却因曹睿猜忌之心过重而作罢。因此，曹植一直生活在郁闷之中，对前途感到“怅然绝望”。 太和三年到六年（229-232年），曹植被封为东阿王。关于被封为东阿王的原因，曹植在其《转封东阿王谢表》中写道，“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湿少桑，欲转东阿”．当时的东阿“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比较富裕，因此转封东阿算是很大的照顾。太和四年（230年）六月，母亲卞太后的去世，这对曹植精神刺激甚重。曹植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全赖卞太后的怜惜。在诸多不幸面前，曹植越发消沉。 经过多次迁徙之苦，在东阿期间的曹植已自感日薄西山，加之鱼山风水极佳，因此“有终焉之心，遂营为墓”。可没想到的是，太和六年( 232)二月他又被迁封到河南陈县，十一月病逝于陈，年仅四十一岁。曹植去世后，被赐谥号“思”，意为追悔前过，世称陈思王。第二年，其子曹志遵父遗嘱归葬其于东阿鱼山。 曹植是一个大才子，其才华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广为人知。《曹植传》称他“年十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日：‘汝倩人邪7’植跪日：‘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佶人？’时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其三十一岁时写就的《洛神赋》，以区区九百字，把一位诗人和洛水女神的爱恨怨愁描绘得如梦如幻、淋漓尽致，以至于千秋传诵。 如此一个才子，何以在刚过不惑之年就郁郁病逝？历代文人无不为之扼腕叹息，并把曹植之死归咎为其兄曹丕的嫉才妒能上。其实，客观评价曹植英年早逝的原因，其自身因素是决定性的。曹植有文才，但当时的时代迫切需要的是干才，是能够继承曹操统一大业、稳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管理人才。而在曹操诸子之中，具备这样能力的非曹丕莫属。曹植即使有继承王位的想法，也根本竞争不过曹丕。何况曹植要想从政，就必须遵守规矩，接受朝廷的约束，但他在这方面恰恰弱智。 曹植的悲哀，不仅在于其政治上的低能，还在于他始终都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动不动千政议政，指东画西，甚至“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如此一来，怎能不触犯朝廷大忌。 曹植生前已经能够认识到，自己一迁再迁，越迁离国都越远，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了。但是他回归国都、再进朝廷的理想却始终没有破灭。所以，在他决定依鱼山为墓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墓向设计为坐东朝西，而不是一般人那样坐北朝南。他把墓葬面向西方，就是要面向自己的国都，面向魂牵梦绕的洛神之洲。 曹植错在他的任性而行，但其饮酒不节也实属不该。早年，他曾以才华博得曹操的喜爱，曹操认为他是“儿中最可定大事者”，甚至有意废长立幼，欲在政治大业上委以重任。曹植“生乎乱，长乎军”，也有强烈的建功立业之心。他曾渴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更愿“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然而这一切，却因他的“饮酒不节”而付之东流。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曹植与杨修醉酒后乘车行驶道中，私开司马门。曹操得知此事后大怒，将负责司马门的公车令处死。不久后，杨修也被杀。为警告曹植，曹操下令禁止诸侯与外人交结往来。这件事，使得曹植渐趋失宠，政治前途变得渺茫。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仁被关羽围困在襄樊，曹操决定以曹植为南中郎将去营救曹仁。但是，曹植因为醉酒不能受命，让曹操深感失望。曹操派遣曹植去襄樊营救曹仁本是一场胜券在握的战役，曹操希望以文采见称的曹植获得军功，但曹植因为醉酒而辜负了曹操的期望。自此，曹植再也得不到重用。 公元220年，是曹植命运的分水岭。这一年父亲曹操逝世，兄长曹丕继位。曹植失去了庇护，他由父王的宠儿变为时时处处受到监视的皇帝的政敌，由“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的公子成为“颇有忧生之叹”的罪臣。 在当时崇尚饮酒的世风影响下，曹植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件陶耳杯或许就是他日常生活的写照。他借酒广交才俊人士，借酒倾诉离愁别恨。酒为他带来了豪气和才情，使其创作了许多“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作品。然而，酒也带给了他诸多麻烦，葬送了他的政治生涯，更使他在后半生过着“名为王侯，实为囚徒”的生活。 酒让人狂，茶使人静。倘若子建少饮些酒，多饮些茶，或许会是另一种人生吧？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0b431fd975eeaeaad1f34693daef5ef7ba0d12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