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政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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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发生于1079年,“车盖亭诗案”发生于1089年,都是两次文字狱,前后相10年。“乌台诗案”与事主苏东坡的名声成正比,在历史上影响非常大;“车盖亭诗案”的事主蔡确虽然贵为宰相,但文名远不如坡公,又被宋史列入“奸臣传”,所以,“车盖亭诗案”几乎被历史遗忘。其实,如果说“乌台诗案”作为一个政治事件,还能算事出有因的话,“车盖亭诗案”则纯属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乌台诗案”是改革派打击保守派,“车盖亭诗案”则是保守派打击改革派,它们都是北宋知识分子之间的政治倾轧,给我们留下一条从无耻走向更无加耻的政治轨迹。

苏轼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监狱受审,汉代御史台官署内曾经遍植柏树,柏树上常有数百只乌鸦筑巢,所以,人们又把御史台称为“乌台”,苏轼一案也就因此被后人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起于《湖州谢上表》。元丰二年三月,苏轼由徐州市长调任太湖之滨的湖州市长,按照北宋官场规矩,得上表谢恩。苏轼在《湖州射上表》中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其中“新进”“生事”两个词是有背景的:司马光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其中指责王安石变法是“生事”,王安石以《答司马谏议书》反驳;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把王安石提拔的年轻改革官员称为“新进”。——《湖州谢上表》是在朝廷报纸上公开发表的,由于文坛领袖苏轼的巨大影响,那些“生事”的“新进”们便成为帝国官僚集团私底下的笑柄。于是,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出面反击,他摘引“生事”和“新进”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

仅凭《湖州谢上表》当然兴不起大狱。恰巧此时苏轼又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潜心研究四个月之后,从中找出几首诗,掀起对苏轼的第二次攻击波。舒亶上章弹劾苏轼:“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及事,应口所言,无形不以讥谤为主。”

随后, 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后脚杀到,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编了四条理由说明应该对苏轼处以极刑。

三波攻击之后,宋神宗也觉得苏轼诗歌中确有讽刺新政的内容,苏轼又是当时文坛领袖,如果任由其诗歌传播,对新政的推行肯定不利,于是决定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到湖州拘捕苏轼。得到消息的附马王诜赶快派人告诉苏辙,让他通知苏轼,所以苏轼家里在皇甫遵到达湖州之前,已经烧了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钦差大臣皇甫遵到来之后,苏轼吓得六神无主,还是通判让他穿着官服见皇甫遵。

苏轼在被押解到京的途中,经过扬州江面和太湖时都曾想过自杀。

728日被捕,818日被送进御史台监狱,20日被正式提审。苏轼在监狱里的四个多月,监狱内外,朝廷上下,像一出戏一样热闹上演。

苏轼在监狱里的日子肯定不好过,被严刑逼供,在那个时代也是家常便饭,史料记载“诟辱通宵不忍闻”。儿子苏迈往监狱为其父送饭,然后相约一套暗语:如果送的是蔬菜和肉食,那就证明一切都还正常,如果送的是鱼,那就是被判死刑的信号。有一天,苏迈因为银钱用尽了,需要出京去筹借,就委托朋友给苏轼送饭。这位不知“暗语”的朋友,好心地给苏轼送了一条熏鱼,结果惹来苏轼大惊,以悲伤之心,为其弟苏辙留下两首诀别诗,其中


一首是:“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加上押解途中曾想自杀,苏轼已是两次从思想和情感上与死神擦肩而过。

政敌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之他们当然想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他们还准备借“乌台诗案”把反对派一网打尽。李定上奏要求太后国丧也不赦免涉案人员,舒亶更狠,他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以及苏轼的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此时的宰相王珪,是出名的“拟旨”、“传旨”和“奉旨”“三旨宰相”,迫于李定他们的政治压力,也被拉进来陷害苏轼。苏轼有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珪以此向宋神宗挑拨离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苏轼反对新政、以诗文讽刺新政,这是连苏轼都承认的事实;而事情至此苏轼仍能不死,主要原因是此时北宋的政治仍然比较清明。以今天的普世价值来看,当然不能因言获罪,但如果把苏轼放在明朝清朝呢?二十世纪中国因言获罪者张志新烈士也是一例证。 当王珪在宋神宗面前挑拨离间之时,宋神宗明确告诉王珪:“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关键还在于,苏轼历来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反对派,但是,变法派中的正人君子,却有因友情和爱才而援手救苏轼者。苏轼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此时已是朝廷高层领导,作为苏轼的政敌,章惇不但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明哲保身,反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当面喝斥宰相王珪的险恶用心,坚决反对置苏轼于死地。苏轼一贯反对的变法派领袖王安石,此时虽早已退休林下,作为非常成熟的老政治家,从未因任何政治原因和私事上书过朝廷,此时也为才子苏轼而上奏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最后,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虽无权签署公文,也还是一个武装部副部长。司马光、范镇、张方平、黄庭坚等29位大臣名士虽也受到处罚,但除了透露国家机密的附马王诜被削除一切官爵,愿纳还一切官位为兄赎罪的苏辙被调高安任筠州酒监之外,大多是象征性地罚铜二三十斤了事。

而蔡确的“车盖亭诗案”发生之时,北宋朝廷政治虽不如后来的“绍圣时期”和“崇宁时期”混乱和险恶,却也已进入乖张时期。宋神宗英年早逝,宗哲宗继位年仅10岁,由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宣仁太后早就非常痛恨王安石变法派,朝廷政治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转身,在野十多年的保守派重回朝廷,在朝的改革派纷纷被贬出朝廷。时任宰相蔡确,本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定追随者,被贬为陈州知州,不久又改迁湖北安陆。

就在游览安陆名胜车盖亭的时候,从政治潮头浮沉而下、万千思绪从心底涌出的蔡确,写了《夏日登车盖亭》绝句十首。知汉阳军吴处厚,蔡确曾从其学赋,蔡确元丰年间当宰相后,吴处厚曾求蔡确帮忙,蔡确没有理睬,这便结下私怨。得知蔡确十首绝句,吴处厚便抓住机会,随意曲解,无线上纲,上奏朝廷,说“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尤甚,上及君亲,非所宜言,实大不恭”;吴处厚认为第二首“睡觉莞然成独笑”不怀好意,理由是“方今朝廷清明,不知蔡确所笑何事”;吴处厚又指第十首“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两句,是用唐郝处俊上元间谏高宗欲传位于武后事,将宣仁太后比作武则天。

问题在于左谏议大夫梁焘、右谏议大夫范祖禹、左司谏吴安诗、右司谏王岩叟、右正言刘安世等保守派官员,马上就抓住这个报复改革派官员的政治机会,《资治通鉴》副总编范祖禹居然能说“蔡之罪恶,天下不容”。他们认为蔡确是王安石的重要党羽,周围聚集着一大批朋党,都是奸邪小人,应该当借车盖亭事件一网打尽,他们所列的蔡确朋党名单有:蔡确、章惇、曾布和吕惠卿等,都是王安石手下的改革大将。


宣仁太后询问文彦博怎么处理蔡确,文彦博建议贬为岭南英州别驾新州安置。保守派官员吕大防和刘挚也认为这个处理太重,以蔡母年高岭南路远为由,主张改迁他处,宣仁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保守派官员范纯仁只好对吕大防感叹:“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

我曾写过“苏东坡的B面”,在涉入“车盖亭诗案”中,坡公又一次显露出自己的人B面:本来坡公已深陷无卿的政治泥潭,厌倦了“元祐党人”内部的朔党、蜀党和洛党之争,自请外放杭州市长,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就在赴任杭州之前,坡公却主动给朝廷上了一个《论行遣蔡确劄子》提出一个处理蔡确的荒诞方案——坡公希望由皇帝出面制狱审理蔡确,然后再由宣仁太后出面赦免,一个白脸一个红脸双簧演出。作为10年前“乌台诗案”的过来人,更作为当代大诗人,坡公当然知道蔡确的10首《夏日登车盖亭》诗中,根本没有吴处厚与“元祐党人”所指控的内容,但他又不愿白白放过政敌,希望蔡确也尝尝10前自己在乌台监狱中那种生死不测、惶恐无助的滋味,尤其是这个载于《苏轼文集》中的“劄子”,因“出入之故”坡公完全有理由不上,这就使后人看到,在政治的残酷倾轧中,坡公纯良的人格也难免扭曲变形。

蔡确被贬岭南新州,只有一个叫琵琶的爱妾相随,另外就是一只鹦鹉。每当蔡确想呼唤琵琶的时候,只要敲一下手里的茶杯,鹦鹉就会呼唤“琵琶”。不久琵琶得瘟疫而死,蔡确从此再没敲过茶杯。一天,蔡确因事误敲茶杯,鹦鹉闻声又唤“琵琶”,蔡确触景伤情,大感悲怆,当即赋诗一首:“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堪伤江汉水,同去不同归。”——历史就是这样富有幽默感:到杭州当市长的苏轼,到“绍圣时期”也被政敌贬到岭南儋州,也只有爱妾朝云跟随,不久朝云也死于难产;不同之处在于,琵琶死后,蔡确郁郁成疾,在新州四年之后便殒命岭南,而坡公天性豁达乐观,能够渡过坎坷岁月从岭南返回,虽然没能走到朝廷,只走到途中的常州便撒手而去。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一次文字狱,对整个改革派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保守派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将改革派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保守派还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并将已经贬出朝廷的改革派官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张商英等人加以再贬。——以牙还牙,冤冤相报,此时已经成为北宋的政治特点:保守派“三贤三奸”的政治报复手段,被后来章惇和蔡京他们还以“元祐党人碑”的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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