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旅游发展背景下社区边缘化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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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南省将旅游业定位支柱产业，海南的旅游业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作为本省旅游业的龙头―三亚市的旅游业的更是一骑绝尘，大量的外来人员，旅游企业入驻三亚社区促进了经济发展，但作为资源拥有者的原住民却因为主体利益不协调、对旅游发展的整体意识不高、传统思想以及文化差异等因素没有积极的参与到旅游业的建设中，逐渐走向“边缘化”，本文运用参与式观察法、相关资料和分析数据对三亚社区“边缘化”问题进行界定并结合三亚原住民在旅游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分析“边缘化“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旅游业/社区文化/边缘化 一、引言 “边缘化”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park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主要是指由于通婚或移民而处于两种文化边缘上的人不被两种社会文化所接受，从而产生心理上的失落感[1]。murphy（1985）最早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概念引入到旅游研究中并且系统地探讨了社区居民参与性的问题。他的研究指出社区旅游是将社区资源当作产品进行销售，整个销售过程会影响到社区每个人的生活[2]。 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三亚以其独特的自然资源和地域环境吸引着国内外众多的游客。据统计，三亚市2013年全市接待过夜游客1228.4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233.33亿元[4]。然而，伴随着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作为资源拥有者的本地社区原住民却因为主体利益不协调、对旅游发展的整体意识不高、传统思想以及文化差异等因素越来越被排挤在旅游发展之外，根本或较少的从旅游业发展中受益，逐步陷入了“边缘化”处境。 二、三亚原住民社区边缘化现状 三亚原住民经济边缘化主要表现在经济利益分配的边缘化。首先，在旅游发展中，政府为了解决资金投入方面，由于本地社区无法完全提供旅游发展中所需要的资本，为解决发展问题，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模式，这种经济模式也导致了三亚旅游发展受旅游公司和政府控制，形成垄断开发格局。目前三亚著名的南山寺风景区由北京首旅集团掌控了73.8%的股份，三亚免税店也由中国国旅集团控股。周边原住民并没能积极参与到核心旅游发展中来，只从事一些边缘行业。 （一）政策对社区边缘化影响 刘昌雪等（2003）认为与开发商，旅游企业或外来务工者相比，政府的政策设计以及实施的效果才是造成社区边缘化的主要原因。虽然政府制定一些政策的初衷只是针对一些行业和特定群体，但最终却会带动其他外部或内部影响[9]。在以投资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下，三亚市政府的一些政策也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了本地社区边缘化。首先，在三亚市政府的公共政策方面，三亚市政府为所有超过65岁的老年人都办理了老年公交优惠卡，但据统计，享受此项优惠政策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外地老人。特别是冬天，由于大批量外地候鸟老人的进驻，本来公共资源严重不足的三亚市，更加变得不堪重负[7]。其次，因三亚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导致了房价居高不下，但是本地人的工资水平却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据统计，2013年三亚旅游收入233亿元，gdp为373亿元，旅游收入占gdp的62%。而同为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青岛和杭州这项指数仅有19%和11%。相比之下，三亚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5460元，而青岛和杭州分别为35227元和43868元。面对如此高的物价，本地人的工资水平却令人担忧。虽然针对本地居民“住房难”的情况，三亚市政府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如2008年开始在三亚市迎宾路建经济适用房。虽然经济适用房解决了小部分民众的住房难问题，但因为地址偏离主城区，相关的教育、医疗等其他公共配套措施也没有跟上，导致该地区居民逐渐“边缘化”。而与外迁原住民相比，大量外来精英却在一小、九小以及实验中学附近购房[8]。近年来，随着三亚城市建设的需要，政府大量征收原住民的土地。在执法的同时，难免与原住民产生争执而没有适当的解决办法。例如，2011年春节前夕，三亚市政府强拆位于凤凰镇芒果村和西瓜村的棚户区，而这些原住民却大多都是养猪户。虽然他们大多数没有本地户口，但却在三亚务工多年，并源源不断的向三亚市场提供猪肉。而政府强拆时却没有给出任何安置计划以及赔偿。面对被强拆的猪棚，这群已在三亚养猪多年的群体只能面临失去生计，对政府强拆猪棚但是没有给出任何安置计划表示失望[9]。 （二）多文化融合导致的边缘化 三亚作为一个多移民城市，据统计2013年，三亚市流动人口数已达到23.69万人。2014年11月，三亚市副市长李柏清在接受澎湃新闻网采访时说“如果外来人口撤出，三亚一夜之间会变成空城”。大批的外来人口，本地人与外地人在融合过程中，在观念、习惯、能力所带来的差异是难免的。此外，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特别是一些精英群体的迁入也使本地原住民造成心理落差[10]。首先在文化融合方面，三亚世居原住民由于长期偏居一隅养成了“有事坐下来好好说的”习惯。相比之下，东北移民由于其自身直白、昂扬的性格，说话时经常伴随着大嗓门。而西北人则代表了典型的憨厚和诚恳特点，说话比较直接。不同的生活习惯加大了文化融合的难度。另一方面，由于外来务工者会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结交同类，逐步形成团结互助的“社交网络”。例如东北人在三亚多从事大排档以及家庭旅馆行业，由于社交网络的帮助，他们会相互介绍生意，逐步形成一个行业垄断的格局，其他群体无法进入。而本地原住民则主要依靠邻居，同学等之间的自然感情而维持感情。这类感情与团结互助的社交网络相比，竞争能力较弱。 原住民从业水平素质低下也是导致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本地人对子女教育的不重视，很多人对下一代的教育有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多半表现为“考不上学就去读技校或去学一门技术活，反正有饭吃就可以的状态”，三亚是一所各方面都向旅游业挂钩的城市，其他行业包括教育业的发展长时期受到忽视。本地原住民多数从事服务员，公交车售票员等工资较低的职业。一些有能力的本地人会将孩子送到其他教育业发达的地方上学，但却出现了一批外出读书的高级知识分子不愿意回乡就业的问题。一方面三亚的发展迫切需要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却不愿意回乡就业，由此造成旅游产业缺乏本土高素质管理人才。 三、结论和建议 研究发现，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原住民由于没有及时转换社会角色，实现新的社会分工；竞争意识薄弱、受教育程度低以及好吃懒做的恶习导致的就业水平低下；原有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在旅游发展中受到巨大冲击；原住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决策参与程度较低；政府相关政策制定的偏颇等原因导致日益边缘化。如何克服社区原住民日益边缘化的问题，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以下几个环节可以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一）提高社区原住民政策参与度。政府必须明确社区原住民在旅游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将原住民纳入旅游发展的合作伙伴中，与其他利益攸关者建立良好的合作对等关系中。同时，加强政府的监督机制，尤其是在制定公共政策时要多听取社区居民意见，召开听证会。令社区居民拥有全程监督的权利，全身心的投入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中。 （二）加强社区教育，针对一部分三亚市民文化素质低、缺乏劳动技能和一些理财知识，应该加强社区教育，完善社区居民成熟度。政府可以提取一部分旅游收益放在社区教育上，整合有效资源，加大宣传力度，逐步建立一条完善的社区教育队伍。尤其是加强被征地群体的教育，对他们进行定期培训，疏导，积极让他们投入到新的生产以及分工中。 （三）加强和建设城市社区居委会工作。三亚撤镇设区之后，居委会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作为社区居民和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居委会具有了解群众真实意图，协调群众和社会各类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帮助困难群众等职能。 加强居委会的工作，有利于协调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各个相关利益主体同社区居民的关系，同时还可以组织群众进行技能培养，了解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市场秩序。 参考文献： [2]zebardast e. marginalizetion of the urban poor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spontaneous settlements on the tehran metropolitan fringe [j].cities，2006，23（6） [3]park r e. human migration and marginal man [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28，33（6）：881-893. [5]刘昌雪，汪德根.皖南古村落可持续旅游发展限制性因素探析[j].旅游学刊，2003，18（6）：101-102. [6]余丹.旅游开发背景下的社区居民“边缘化”[j].社会科学家，2008（8）：90. [7]饶勇.旅游开发背景下的精英劳动力迁入与本地社区边缘化-以海南三亚为例[j].旅游学刊，2013（1）. [8]刘俊，楼枫烨.旅游开发背景下世居少数民族社区边缘化[j].旅游学刊，2009，25（9）：44-50. [9]唐顺铁.旅游目的地的社区化及社区旅游研究[j].地理研究，1998，17（12）：145-149 作者简介：陈晓昕（1990.7-）女，硕士，海南乐东人，毕业于英国莱斯特大学，现供职于三亚学院财税金融研究所。 该课题为海南省社科联社科规划项目“海南次区域经济发展区位结构研究（项目编号：hnsk14-28）”研究成果。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0f4b7ede77a20029bd64783e0912a21614797f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