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教授储小平：新富家族生存靠裙带关系和权力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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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新富家族”，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涌现的财富家族,其中绝大部分为民营企业家族，这些财富家族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先富了起来。 不同的新富家族有不同的表现。一些新富家族自觉、广泛地从事慈善事业,用慈善的方式回报社会,得到了大众的赞誉,成为新的榜样。而另一些新富家族因为“为富不仁”受到公众唾弃，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 本版文字整理 信息时报记者 詹丽冬 据《人民论坛》报道，中国“新富家族”正在迅速崛起，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发展出了不同类型的财富家族。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国财富家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不断消解，甚至销声匿迹，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一批“新富家族”迅速崛起，引人注目。“新富家族”，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涌现的财富家族,其中绝大部分为民营企业家族，这些财富家族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先富了起来。 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 “权钱联姻”存诟病 不同的新富家族有不同的表现。一些新富家族自觉、广泛地从事慈善事业,用慈善的方式回报社会,得到了大众的赞誉,成为新的榜样。而另一些新富家族因为“为富不仁”受到公众唾弃，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比如原上海“首富”周正毅等。 近年来，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人民论坛调查表明，“新富家族”在创造财富方面的能力获得了公众肯定，引起公众反感的是某些“新富家族”的发家方式以及获得财富后的一些行为。对于“新富家族”，人们最大的忧虑是如何实现与“公权力”的切割。 迅速崛起的“新富家族”对当前中国的发展正在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面对这一新兴力量,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引导得好，将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活力；导入歧途，“新富家族”则可能演变成“权贵资本主义”，害人害己,误国误民。面对“新富家族”的崛起,对普通公众而言,需要具有理性思维,正确认识；对于执政者而言,需要具有战略思维,科学应对,防止权钱联姻。 3大崛起原因 1.草根崛起 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特点是，白手起家,几乎没有任何背景,靠发展制造业,一步一步在激烈竞争中壮大,最后经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浸润,造就财富家族。以浙商从事厨具行业的茅氏家族和广东的万和热水器卢氏家族为代表。这类商人，多集中在竞争性产业领域，其从事的行业,多为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行业。 2.体制内起步 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最典型的为苏南商人。这种商人家族的热点是，其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后来通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如“钢铁沙皇”沈文荣家族、TCL的李东生。 3.红色家族 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中山大学教授储小平：生存靠裙带关系和权力寻租 储小平称,人情、裙带规则严重偏私化,往往会破坏理性的制度规则,如果是向政府官员寻求资源,就可能会出现很多行贿受贿的腐败现象。 一般而言,华人发展事业先是通过家族网络,再通过泛家族哥们网络，再把交往相对长期和重要的人物通过“拉、钻、套、联、袭、认”等方式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一部分。 改革前的计划集权体制,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完全由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掌控,全社会几乎“没有自由流动的资源,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结果表明,这种体制初期虽有一定成效，但稍久就弊端丛生,不突破，中国就可能被开除球籍。改革初计划集权体制是慢慢开始松动的,有部分归政府或国有企业掌握的资源可以由市场价格调节和配置,谁能拿到计划价格外的资源,谁就能发大财。那么谁能够拿到计划外的资源呢？自然是有头有脸、有门有路者捷足先登。随后，关系运作愈演愈烈。 调研发现,在家族企业家来往最密切的朋友和亲戚中，其职业为干部的是最大的群体。那些积累起更多社会资本的家族企业家,会比其他企业家获得更多的企业经营所需要的资源。新富家族的亲戚朋友的职业地位(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越好,其获得的贷款就越多。那些与资源拥有者具有更亲密的私人关系的人，更可能成为新富家族，并且更能存活下来,甚至发达起来。这足以表明,人脉关系规则在中国当代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对资源的流动和配置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江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潘必胜：应与灰色交易保持距离 潘必胜称,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官商关系的后果也是不同的。官商关系的性质主要由政府的性质决定的，不是家族企业决定的。有限政府制度下,官商勾结的后果也是有限的,因为政府的权力有限，行政租金有限,政府能够支配的资源有限，而且人民有能力纠正政府的错误行为；但是在全能政府制度下，政府支配的资源是十分庞大的，行政租金也十分庞大，而且人民不拥有纠正政府行为的渠道和能力。这种情况下的官商勾结，后果十分严重。 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决策，在若干个特权家族的饭桌上就可以决定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任何政治、经济改革政策都会被消解,制度形同虚设,改革流于虚文,整个社会会越来越紧张、断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权贵资本主义或“坏的资本主义”。 为此,防范民营家族蜕变为特权家族，有限政府和可竞争市场是两项最基本的制度环境。在中国目前这种转型环境中，有理想的家族企业应该与官员及灰色交易保持适当距离,专心致志于专业化,这既是对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贡献,也是保持家族企业持久发展的重要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陈光金:谨防变成“精英垄断” 陈光金称,一个社会的各种精英之间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应当比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但要谨防这种“精英联盟”变成“精英垄断”。 在当今中国的新富家族崛起的过程中,亦不乏“官商合作”、“政商合作”、“政商联盟”等现象。家族企业为求得政治荫庇,以各种经济或者非经济的手段拉拢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正是基于这样的现象,人们提出了中国社会正在出现“精英联盟”趋势的猜想。 社会对于这种“精英联盟”现象的看法,否定性的评价似乎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样的评价也许不够客观。理性地看，一个社会的各种精英之间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应当比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不少经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与地方经济精英之间合作，与其他地区展开经济发展竞争,是中国30多年来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 一旦形成“精英垄断”格局,必定会导致严重有害的社会后果,防止出现这种后果的关键，无疑是深化中国的体制改革和创新，从以人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权利为本的原则出发，有形成效平衡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力量和利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体系。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0f50d6c0bb4cf7ec4afed06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