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的脉络与方向 “法治中国”有八个标志:人大科学民主立法,执政党依宪执政,政府依法行政,社会依法治理,法院独立公正司法,法律监督体系完善,法律服务机制健全,法治文化繁荣昌盛 17年前,“依法治国”被写入了中共十五大报告,成为党的主张;大约15年前,“依法治国”被写入了《宪法》,成为国家的意志主张;在2014年的当下,“依法治国”被列为十八届四中全会主题,将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进一步具化。 就在十五大之前,“依法治国”还是一个讨论不已的问题,围绕着“人治”和“法治”,学术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至今依然余音缭绕,争论最终并没有随着党内关于“法治”的共识而一锤定音,围绕着“法治”的各种杂音依然不时见诸舆论。理念的树立也没有带来执行层面的“法治”共识,今日治理诸相莫不诉说着“依法治国”的艰难历程。 不过,“依法治国”毕竟已经成为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方式,在朝着治理方式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之路行进的过程中,如何正确诠释“依法治国”的含义才是政界和学界的历史任务。 被业界尊为“中国法学三老”之一的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在“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内涵的解析等方面都有很多理论建树,并最终都为中央领导采纳入中央文件。财新近日通过与他的长谈,梳理了“依法治国”是如何成为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并得以继续充实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以飨读者。 ——编者财新: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会议主题为“依法治国”,这在中央全会上,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我们也注意到,17年前的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把“依法治国”写入中央文件,35年前的1979年,中央64号文《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强调了刑法等七部法律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是不是可以说,中国“依法治国” 的建设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到1997年,第二个阶段是1997年到2014年,第三个阶段是2014年之后? 李步云:基本上可以这样划分。就是1979年到1997年的早期理论准备和法治实践,1997年之后的正式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推进法治国家建设阶段, 2014年之后的全面落实“依法治国”阶段。 财新:有人认为,“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是在党的十五大第一次确定下来的,因此十五大是“依法治国”的起点。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 李步云: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党的十五大是“法治国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之前,有个思想理论准备和初步实践的过程。准确的说,“依法治国”的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之后,学术界由此开始了“依法治国”的理论研讨,以及中央领导关于“依法治国”思想的高度统一,然后才有了“依法治国”水到渠成的写入中央文件。可以说,党的十五大的功劳在于通过党内民主程序正式将“依法治国”写入党的文件,成为党内共识。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又是一个里程碑,将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今年四中全会的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势必也将会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 理论准备 财新:从1979年到1997年,学术界围绕着“依法治国”做了哪些早期理论准备? 李步云:主要是围绕着“人治”和“法治”展开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进行的“人治”“法治”大讨论,其规模之广、理论界主要是法学界参与争鸣学者之多,为中国学术史上所罕见。当时学术界展开了“法治论”、“结合论”和“取消论”这三大派的激烈论争。“结合论”的观点是,“人治”和“法治”都有必 要,两者应结合起来。“取消论”这一派认为,“人治”与“法治”是西方的一种提法,不科学,有片面性,有副作用,“我们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就行了。” 学术界一致反对要人治不要法治的传统观念和实际做法。但在是否应倡导法治反对人治、法治与人治是否应结合、以法治国概念与提法是否科学等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 财新:“法治论”的主张是什么?主要理由是什么? 李步云:我是主张“法治论”的。我在1980年就专门写过文章对“结合论”、“取消论”做了回答。 “结合论”的主要理由是,法要通过人去制定和实施,因此既要重视法的作用也要重视人的作用。就好比毛泽东所说,只有把武器同战士相结合才能产生最大的战斗力。这是将“法治”与“法的作用”、“人治”与人的作用简单地等同起来了。 实际上,法治与人治是两种对立的治国理论和原则(方略、制度)。作为一种治国理论,法治论认为,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关键的、决定性的因素和条件,是要依靠建立一个良好的有权威的法律和制度,而不在一两个领导人是否贤明。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和制度,法治论主张国家要有良好的特别是要有极大权威的法律和制度;人治论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主张或默认法律可有可无,权可以大于法。当然讲现代法治,还要求实行一系列重要的原则和制度。说任何国家都是法治和人治相结合,那我们今天再讲这种“结合”就没有什么理论与实践意义了。如果我们倡导法治,反对人治,就能解决我国法制建设中长期存在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在指导思想上总是把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兴旺发达主要寄希望于一、两个好的领袖人物,而不知法律与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它能鲜明地反对权大于法、办事依人不依法。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2365428e1511cc7931b765ce050876323012743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