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疏迹远只香留。”这种树多生于深山中，宋之问诗：“为问山东桂，无人何自芳。”李白诗：“安知南山桂，绿叶垂芳根。”所以对人来说是迹远而情疏的，可是它的香却不因此而有所减少。 “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骚人”指的是屈原。屈原的《离骚》上多载草木名称，独独不见桂花。宋代的陈与义在《清平乐·咏桂》中说：“楚人未识孤妍，《离骚》遗恨千年。”意思和此词大体上是一致的，皆以屈原的不收桂花入《离骚》为憾事，以为这是屈原情思不足的缘故。 古人作诗，讲究章法、结构的严谨和法度，注重文章的起承转合（律诗是以“联”、绝句和词是以“句”、古体诗是以“偶句”为起承转合的常式单位的）。“凡作诗词，要当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不可偏也。”（《苕溪渔隐丛话》）“善救首尾”这是从宏观的谋篇而言；所谓“长篇须曲折三致意《远志斋词衷》”、“一步一态，一态一变”即“于豪爽中著一二精致语，绵婉中著一二激励语（沈谦《填词杂说》）”是就诗歌内在的情节和脉络而言；“收句非绕回即宕开，其妙在言虽止而意无穷（刘熙载《词概》）”是就诗歌的收束而言。如果我们在引领学生鉴赏古典诗歌时，从诗歌的起承转合入手，通过对缜密的结构的梳理，就能实现对作品意旨“透过一层”的领悟。 （一）、注重“起”式。古人对于诗文的开头十分重视，有“凤头”之说。大凡经典之作，无不在如何经营“凤头”上煞费苦心，以求收先声夺人或“意在笔先”之效。“起”的方式很多，有明起、暗起、陪起、反起、逆起、单起、对起等；或以景起，或以事起，或直抒胸意，或比兴寄托，但基本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开门见山、当头棒喝；一种是迂回入题、托物起兴。无论哪种“起”法，都禁忌平淡乏味，力求笔势突兀，句法挺拔，起到振起全篇的作用，古人谓之“突起”。清代沈祥龙《论词随笔》云：“小令须突然而来悠然而去。”“长调尤重单起之调，贵突兀笼罩，如东坡‘大江东去’是。有对起之调，贵从容整炼，如少游‘山抹微云，天粘衰草’是。”虽是谈论的词的章法，但却说明古人对于诗词的“起”是用心良苦的。 如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的首联“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独”字当头，“偏”字相衬，如平地高岗，句式突兀，既震慑读者又点题明旨，点出作者处处“惊新”处处怀乡的宦游之慨；李白《行路难三首》（其二）中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如朔风逼面、铁骑突出，将作者悲愤焦灼之情、磊落不平之气迸射而出：这都是开门见山的“起”例。但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言志”“缘情”传统、含蓄蕴藉、怨而不怒的诗教，使得古典诗歌迂回入题的“起”式更为普遍。如张九龄《感遇十二首》（其一）的起句“兰叶春葳蕤，桂花秋皎洁”中，以兰叶的“葳蕤”和桂花的“皎洁”，抒写自己“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的孤芳自赏，不求人知的情怀；白居易《暮江吟》中诗人托“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发自己“露似真珠月似弓”的感受，以及对大自然的喜悦、热爱之情。以上诸例，都深合“起”的要求。 （二）、明辨“承”接。古典诗歌不仅“起”的形态各异，“承”的方式也摇曳多姿。有总接，有分承；有明顺，有暗接。无论那种方法，依据文本中固有的景路、理路、情路应该是体察诗歌结构的不二法门。欧阳修在《笔说·峡州诗说》曾说：“若无下句，则上句何堪；既见下句，则上句颇工。”由此可见“承”在诗歌的结构中所起的作用。如唐代常建《题破山寺后蝉院》的颔联“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竹径”和“幽处”“禅房”和“花木”紧承首联中的“清晨”“古寺”和“高林”，既显章法的浑圆，又使得“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造句挺拔且寓意深长，被欧阳修称为“造意者为难工”之语；杜甫的《登高》则情景分写，使得诗歌的脉络清晰而又层次分明：颔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中的“无边落木”承首联第一句的“风急天高”；“不尽长江”承第二句“渚清沙白”。这样，作者的“万里悲秋常作客”“潦倒新停浊酒杯”的忧国伤时的感慨更显沉郁。颔联在全诗中的作用可见一斑，难怪被胡应麟称为“全篇可法”。总之，“承”不仅在结构上起缝合传递的功用，更重要的是它的铺垫和蓄势使得后面的“体物写志”更有根基，所以“承”决不可轻忽。 （三）、聚焦“转”式。“转”是指结构上的跌宕和作者思路上的转换（由事及理、由景及情、由物及人）。“转”在诗词的结构中多指律诗的颈联、绝句中的第三句词和曲中的“过片”而言。它不仅使诗歌在章法上给人一种回环往复、摇曳多姿之感，更能引导读者从中体认思路，进而品味出作者的情感和诗歌的主旨，故历代诗人在诗歌的“转”上，无不绞尽脑汁，以求收“振人魂魄”之功。古人所说的诗词之妙，“妙在衬跌”，（刘熙载《艺概》）“词须愈转愈深，一转一深，一深一妙。”（刘熙载《艺概》），“陡然一惊便是兴观群怨”“温柔敦厚，诗教也，陡然一惊，正是词中妙境。”（刘体仁《七颂堂词绎》）我们都可看作是对古典诗歌内部结构中“转”的作用的诠释。如宋之问《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诗人从贬所渡江逃归，离家愈近，思乡之情会强烈，但作者却宕开一笔，说“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形象的说明了作者一方面渴望得知家人的“音书”的急切心理，另一方面作者又怕家人受自己牵连的消息得到证实，所以才“情更怯”和“不敢问来人”。这里，“近乡情更怯”的“转”上接“音书断”，下“关”“不敢”句，把诗人强自抑制的急切愿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抒发的淋漓尽致。“转”的作用大矣！杜甫《述怀》中的“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也和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许，这就是高考命题者对诗词的“转”青睐有加的原因吧。九四年的《秋菊》九五年的《如梦令》九六年的《咏史》今年的《约客》的题肢的设置都可证明这一点。 （四 ）、善抓“合”句。所谓“合”就是指诗词的收束句。它既可浑圆章法，更是作者“感发意志”“体物写情（刘勰〈文心雕龙〉）”“神光所聚（刘熙载〈艺概〉）”的“诗眼”和“词眼”所在。因此，我们在解读古典诗歌时，更应钟情于此。古人曾说：“填词结句，或以动荡见奇，或以迷离称俊”（〈填词杂说〉）；“收句非绕回即宕开，其妙在言虽止而意无尽。”（刘熙载〈词概〉）都是指的诗词的结句的要领和作用而言。诗词的结句的方式很多，但不外乎明结和暗结两种。一是直接抒情、言志、阐理。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首句叙事点题，结句更是扬“青春作伴好还乡”之乐，抒“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惊喜之情。确然是“句句有喜悦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引）；孟郊的《登科后》中的“一日看尽长安花”，又体现了作者何等的畅快得意乃至神采飞扬的情态。古人所说的“本只是常语，一经道出，便成独得。词得此意，则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籁矣。”（《艺概》）完全可以说明此类结句的明快、质朴、无意造语却自然天成的特点。另一种是“以景语结情语”（张炎）。所谓“以景结情”是指以“景物”来传达、折射、暗示（暗喻）出作者的感情、寄托、抱负，即以“揽物”结“关合之情”。这样做的好处是形象含蓄、耐人咀嚼。如李益《汴河曲》的结句“风起杨花愁杀人”，就借随风飘荡、漫天飞舞的杨花，遥寄了作者的深沉的历史感慨和对现实的政治感受；元稹《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中的结句“暗风吹雨入寒窗”，作者那惋惜、愤懑、悲痛相互交织的情感，全都蕴含于景语之中，含蓄蕴藉、深藏不露，确实是“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可见在平时的教学和训练中，如果善于从结句切入，也同样会给我们提供一把解读诗歌主题和形象的钥匙。 自然，文本层面的内涵远不止于此，它还包括语言的声、色、形，诗歌的意象、诗画的相融等等。笔者将另文赘述。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提出从文本的层面上体悟，并没有否认审美主体在文学鉴赏中的核心地位，相反，任何体悟文本层面的审美活动都必须以主体的观照为前提。我们想强调的是，古典诗歌应首先从文本这个“先结构”入手，遵“路”识“真”。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2534c2a10029bd64783e2ce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