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 布罗代尔之饮誉国际史坛，正是同他提出的历史时段理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理论最早、也最充分地体现在《地中海》一书中。在这部书中，布罗代尔提出了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体时间三个概念。后来他把这三种时间称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而把它们各自对应的历史事物分别称为“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unctures）和“事件”（evenements）[30]。三者相互交错，构成布罗代尔的“总体史”的研究对象。 之所以作这样的划分，是因为不同的历史时间对历史进程来说具有不同的特点与作用。在三种时间概念中，地理时间变化最缓慢；个人时间变化最快；而社会时间的变化介于二者之间，较之地理时间它要快得多，但较之个人时间又慢得多。这种快慢不同的变化节奏，就产生了对历史进程的不同影响。 布罗代尔在1958年《年鉴》“论战”专栏的《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等文章中，从理论上阐述了不同层次的历史时间在总体史研究上的意义。布罗代尔对短时段作过一个比喻，他说，在一个夜晚，四周燃放着萤火虫一般的烟火，这些一闪一亮的烟火就好比事件，它们闪亮了一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四周依然是黑暗一片。事件虽发出了光亮，但这种光亮却不能穿透这深沉的黑夜。一场战役、一次政治家的会晤、一篇重要的演说或一封关系重大的信件，这些政治、军事、外交等事件在历史上只是转瞬即逝，它们是一种短时段，对历史发展影响甚微。中时段的历史跨越了短时段事件而包含了更长的时间长度，但它还不是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布罗代尔认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作用的是长时段历史，即结构。他注重解释地理环境、生态现实及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物质因素对人类行为和生活的限制。但除此以外，心理构造即精神状态同样被视为结构。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支承或阻碍着历史，因此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把握和解释一切历史现象。 布罗代尔对历史时间的认识改变了他对历史的撰述思想。他认为，短时段是最变幻幕测的时间，对认识历史无济于事。所以，历史学家的职责正是要去超越这个历史的第一时段――短时段。传统史学中对短时段历史的积累很厚，近百年来史学几乎都是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军事史。现代史学家必须转移研究方向，改变研究方法，分析历史的深层。短时段的历史只有在长时段、中时段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布罗代尔重视长时段的史学作用。他认为，通过观察和分析缓慢流逝的、有时几乎静止不动的历史，与社会学对现时的摄影相比，可以更加真实地显示社会的结构。因为，社会学的调查尽管详实可靠，但它们所反映的社会“层面”却像剃须刀那么薄[31]，而历史学对总体形象的粗线条勾勒，却能展示社会发展的趋向。对于长时段所决定的这种趋向在历史上如何表现，布罗代尔认为可以在中时段里充分说明。这样，在10年、25年、50年（康德拉捷夫周期）乃至100年（即所谓“百年周期”）之间持续发生的历史现象，如1791－1817年欧洲物价趋向上升，1817－1852年逐渐下跌等“经济态势”或经济学家所说的“周期”，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历史撰述的范围。在这样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的将不再是一天或一年的事情，而是10年、50年甚至上百年的长画卷。 无论是对地中海文明的研究，还是对世界范围的物质文明的考察，抑或是对法兰西文明的分析，布罗代尔都深深地沉浸在长时段历史的沉思之中，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学家只有借助于长时段历史观，才能够更深刻地把握和理解人类社会及其历史。 通过时段理论的运用，布罗代尔在研究中不仅容纳了包括社会调查、传统史学关注的研究对象在内的广阔丰富的历史材料，将时间范围长、地理范围广、内容范围庞杂的历史对象十分条理地组织在一起，而且，同时还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历史事物在历史上的不同作用与地位，以及在不同历史事物的作用下整体历史的发展趋向与脉络，克服了社会学、西方传统史学所无法实现的任务，从内容到思想上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总体史”的目标与要求。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布罗代尔曾说过，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时间长河中共同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渠道，也是各门社会科学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他的时段理论可以说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因此，对历史学家而言，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崭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34]。 但应当指出，这种时段理论也有它的局限性。这种理论导致人们忽视重大事件如革命的历史作用。布罗代尔最感兴趣的是“同土地相互密切联系的几乎不动的历史„„是人同自然界„„顽强得仿佛不受时间侵犯的不断重复的对话的历史。”[35]在他的著作中，布罗代尔把事件仅仅描述为结构、局势发展的一个结果，如认为资本主义从人类市场经济活动的一开始就在孕育着，它与英国的工业革命没有直接的关系；再如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权也仅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国家政权并不一定支持资本主义。这种理论进一步认为，历史不只是人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诸如土地、气候、生态变动等等的历史。他说：“历史创造了人，人承受了历史。”[36]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历史的主体已不是人，而是他所说的“其他”。不是人创造了历史，而是地理等塑造了人的历史。在他的这种理论影响下，一些历史学家逐渐把人物从历史画卷上抹去，而代之以环境或生态，写出了没有人的历史，如气候史、生态史等等[37]。这就使有些年鉴学派史学家把长时段理论绝对化而走向了另一极端：即完全排除人在历史中的能动作用。丢掉了人，也就丢掉了总体史，从而产生了“历史碎化的现象”。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335e4467ff4733687e21af45b307e87101f6f83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