蜿蜓多姿的意思【刚柔相济,婉畅多姿】 清嘉道以来书风丕变，帖学盛极而衰，碑学逐渐取代帖学而成为书坛主流。崇碑之风遂大盛。碑学的热潮带来的大量访碑活动，加之前期乾嘉学派“朴学”外化于书坛的“崇古”。碑学乃得以乘之，荡涤了后期帖学的靡弱孑遗。书坛兴起了以篆隶为主的创作风气。正如刘熙载《艺概·书概》云：“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 篆书艺术尤其是小篆，在经历了秦篆、唐篆的辉煌后，又一次达到了高峰。一时高手如云，名家迭起，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咸同年间的吴让之便是清碑派书家中以篆书闻名的佼佼者。 吴让之(1799—1871)，原名廷飏，字熙载，更字让之，别署让翁、攘翁等。江苏仪徵人。著有《师慎轩印谱》、《吴让之印谱》、《匏瓜室词》等。《清史稿》卷五百三有传。 吴氏诸体皆擅，而篆隶功力尤深，特别是他的圆劲流美的小篆为时人所重。现就吴让之学书历程特别是其篆书艺术的形成，略作论述。 从吴让之系年的作品来分析其篆书艺术风格，大致有以下三个发展阶段，嘉庆十八年（1813年）以前属于自学和模仿名家阶段。吴氏五十四岁时在其自用印《仪征吴熙载收藏金石文字》的刻款中云：“余童年即喜弄笔墨，盖不自知其工拙，以贻笑于大方。厥后集诸名家之真迹而扩充之，庶几朝夕揣摩不止，终为门外汉也。”上述得知让之童年以自学为主，用功尤勤，但终未入门。迄今没有见到吴氏此时模仿名家的篆书作品。魏锡曾《吴让之印存跋》云：“让之弱冠好弄，喜刻印章。十五岁乃见汉人作，悉心模仿十年。凡拟近代名工，亦务求肖而已。又五年，始见完白山人作，尽弃其学而学之。” 跋文虽言及刻印没涉及篆书，但从其二十岁所刻《芳茂山人》印中可窥见吴氏于二十五岁前没有形成自己的篆法，此时吴氏篆书也尚处“拟近代名工”阶段。道光八年到道光二十九年（1828年—1849年）属于篆书风格逐渐初步形成期。在此期间，吴让之从包世臣学书法，且尽弃前学开始学习完白山人篆书。其篆书受邓石如篆书及玉箸篆影响颇深，同时还吸收了汉碑额的特点，受篆额倒薤书弧曲飘拂、出锋锐末的影响，篆书用笔逐渐出现了中段敛腰、尖锋出笔的特征，初具吴氏篆书风格。其时吴氏篆书虽传邓石如衣钵，但邓氏于六十三岁卒时，包世臣三十一岁，让之才七岁。包世臣二十八岁时结识包世臣，后虽只有数次交往且讨论书学，但其书学思想却深深的影响着包世臣。包氏对邓石如推崇备至，曾于《艺舟双辑·国朝书品》中评：“神品一人：邓石如隶及篆书。” 吴让之三十岁左右受业于包世臣门下。通过包世臣对邓法的口传相授，加之包氏的论书思想，邓石如的书学思想便早早的植入吴让之心中。吴让之三十四岁作《观沧海者难为水》，此印即体现了“印从书出”的创作理念。篆法绝似邓石如，可以窥见此时吴氏篆书风格已经初具邓氏眉目。五十岁书篆书七言联《生有自来文信国·死而后以武乡侯》，此联线条纤细，稍欠流美之感，篆法仍似邓石如。此联也可见吴氏受玉箸篆的影响颇深。道光三十年到同治九年（1850—1870）属于篆书风格形成并日臻完善期。六十二岁篆书四屏《安世房中歌十七章之一》。此作凸显了吴氏篆书笔法的特点。笔笔中锋，线条于起止处与转折处抑扬顿挫，特别是其转折处由于用笔顿挫常形成外方内圆的特点。六十五岁有《临天发神谶碑》，篆书七言联《心情杂念麾之出·天地清光画不来》。此作线条圆润、笔力挺健、气息高古，篆法已多出己意。此外吴让之篆书还有许多未系年的作品，多署款吴熙载、吴让之、让之吴熙载等。四屏有《梁吴均与朱元思书》、《篆书宋武帝与臧焘敕》（按：原作为联屏，后人改装为册页）等。对联有《度白雪以方睫·干青云而直上》、《茗杯瞑起味·书卷静中缘》等。横披《无事此静坐》。立轴《篆书录尚书大禹谟句轴》。 关于吴让之篆书的艺术成就，历来褒贬不一。吴氏生前其篆书即为天资瑰异的赵之谦所赏誉，曾于《临峄山刻石》册页中云：“我朝篆书以邓顽伯为第一，顽伯后近人惟扬州吴熙载及吾友绩溪胡荄甫(按：荄甫为胡澍之字)。”赵之谦差吴让之三十岁，两人未曾谋面，而赞誉如此，足见吴氏篆书在当时书坛的影响。时人杨翰赠诗云：“乞向竹西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3482b421acaad1f34693daef5ef7ba0d4b736d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