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吴长元分析北京城附近的风水形势曰：“北京青龙水为白河，出密云，南流至通州城。白虎水为玉河，出玉泉山经大内，出都城，注通惠河，与白河合。朱雀水为卢沟河，出大同桑干，入宛平界。玄武水为湿余，高粱、黄花、镇川、榆河，俱统京师之北，而东与白河合。” 北京内城水系的出水口，均设在东南巽方即“地户”方位（入通惠河）。 按照风水学的理念，水主财，水来之处谓之天门，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之处谓之地户，若不见去处谓之地户闭。天门开，象征财源不断；地户闭，象征财用不竭。所谓“水主财”，是指水多之处地面上的资源丰富，民多富裕；反之，则地面上的资源匮乏，民多贫困。以西北之天门、东南之地户分别为入水口和出水口，是因为中国的地势在整体上为西北高、东南低，如此安排，水流较顺。 元朝建国，元大都堪选在此，是必然的。元大都由规划家、天文学家、水利家刘秉忠、郭守敬师徒二人会集风水名家堪舆规划。 风水学对城市的选址讲究山和水。北京山势既定，唯一的缺憾就是水流不够。二人于是引地上、地下两条水脉入京城。地上水，引自号称“天下第一泉”的玉泉山泉 水。人工引泉渠流经太平桥--甘水桥--周桥，直入通惠河，因水来自西方的八卦“金”位，故名“金水河”。元大都地下水脉，也是来自玉泉山。此井水甘甜， 旱季水位也恒定，后来成为皇宫祭祀“龙泉井神”的圣地。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 华夏民族对水的崇拜，表现在对水的属性和功能的认识上。最显著的特点是始终把水看成是物质世界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认为水是“万物之本源，诸生之宗也”，把水看成了世界万物构成的唯一元素。 中国古代对水的崇拜，深深地渗透到风水理论中，认为“吉地不可无水”，“地理之道，山水而已”。相度风水须观山形、察水势；认为寻找风水宝地看山时先看水，有山无水休寻地；“风水之法，得水为上”等。 水可以聚气，是富有生命力的象征。中国古代环境强调的是“聚气”，认为找到了生气结聚的地方，就找到了风水宝地。而风水中的气，其原形为“水气”、“云气”，其根本还是来自于水。因此，风水崇气，实为崇水，故郭璞的《葬书》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可见水在风水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首先水与生态环境所谓的“地气”、“生气”息息相关。认为“山之血脉乃为水”，山之骨肉皮毛即石土草木“皆血脉之贯道也”；俗谓“山管人丁水管材”。喻水为血脉财气，最早出自《管子·水地》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流通也，故曰水具材也。”故风水理论认为“水飞走则生气散，水融注则内气聚”；“水深处民多富，浅处民多贫；聚处民多稠，散处民多离”。认为水有止气、聚气的功能。“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葬书》），所以人们生存的地方只要周围有水，便能止气、聚气。其次水是产气之源。“气者，水之母，有气斯有水”（《葬书》），“水者，气之子；气者，水之母。气生水，水又聚注以养气，则气必旺”。水能止气、生气，故此古中国人选择风水宝地时十分重视水环境的状况。 水在风水中是与“财”紧密相连。风水理论认为，“水为气之母，逆则聚而不散。水又属财，曲则留而不去也”。“水积如山脉之住……水环流则气脉凝聚，后有河兜，荣华之宅；前逢池沼，富贵之家，左右环抱有情，堆金积玉”（《水龙经》）。因此，中国古代对村落、城邑和住宅的选址都十分注重水的环境。如风水对村落环境水口的重视，特别是对水的出口，要求必须关锁，为的是不让财源流失。对无水或缺水的村落要引水入村，有的还要在村落的宗祠等地的前面开挖池塘，以聚财、兴运。再如中国民居大多建有天井，而对天井向外的排水道也颇为讲究，要求屈曲不能直泄而去，而应是屈曲绕行，以象征家财聚而不散。 赵丹青讲堪舆，总会拿人民广场举例子：左青龙右白虎，左高右低前低后高啊，这样能“藏风聚气得水为上”啊。 “风”是动能，宜隐含不露，静若处子，内含“动如脱兔”的能量和胆识。 “气”是韵致，出声为音，绕梁为韵。余音不绝，方得“可持续发展”也。 “水”是生命，是财富，是智慧，随缘方圆，润泽万物，活出“生命质量”。 风水学讲“水就是财”风水之法，得水为上，山川有水有灵性，居家旺财有生气，俗谚;山旺人丁，水旺财. “古代建城者的图纸早已消逝，学者们试图依靠科技手段，勾勒出古人最初的想象——南海是水龙的龙头，湖心岛恰好是龙眼，中海和北海构成龙身，什刹海则是龙尾，颇富动感。陆龙俯卧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天安门宛如龙吻，金水桥为龙的颌虬，东西长安街仿佛龙的两条长须，从天安门到午门一带是龙鼻骨部，太庙和社稷址如同龙眼，紫禁城恰似龙的龙骨龙身，四座角楼好像是龙的四爪，伸向八个方向，景山、地安门大街和钟鼓楼构成龙尾。而龙头前方的宝珠，正是正阳门。通览北京中轴线上的古建筑，呈现出巨龙锁珠之势，演两仪、四象、八卦之象。 首先大都城必须临水而建。因为平原地中，有水的地方，即是气脉雄壮的地方，《葬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什刹海水域宽广，水旺而气脉足，这在前文已有论述。而如何“临水”，则首先要分清所临水域的来去、动静和阴阳。 积水潭和太液池（今北海和中海，元代尚未南海）水域自和义门（今西直门）北水关入城后，其走势先北上，复动折而南，这一段的整体走向是自西、北而东南。然后，自积水潭东岸端（今银锭桥处）猛然西折而南，最后止于西南。这一段的整体走向却是自东北而西南——十分明显，这个转折处正是整片水域的分水岭。 故而，折转处以西的水域便是来龙，是动，为阳。就好比人体的动脉。折转处以东、西南的水域，则是归脉，是静，为阴。就好比人体的静脉。也就是说，这个折转处其实是这片水域来去、动静和阴阳的交汇处。所以必然的，刘秉忠将此处确定成了全城的几何中心——立极点。并进一步建起“中心台”以作标志。这应该才是确定此处为全城几何中心的真正原因。 接下来，在中心台处，以八卦方位格定“来龙”，则北水关在兑卦中，北上而东折处在乾卦中，乾为天。《青囊海角经》论来龙云：“迢迢西兑下天门”。此是也。 然后，将代表来龙部分的水域长度，确定为大都城宽度的半径，也就是据此来确定大都城的大小。前文述及，金中都城在古蓟城的基础上扩大了之后，所临莲花池水域所具有的地利气脉，已不足以支撑扩大了的金中都城。而刘秉忠以“来龙”的长度为依据，来确定大都城的大小，这本身就已经确保了这片水域所具的地利气脉，能够足以支撑大都城。这是对这片水域所具地利气脉的量化，其量化的方式直截了当，既没有造成浪费，更没有过量利用。大都城后来空前繁荣的事实证明，这个量化是正确的。 还有，继续在中心台处，以八卦方位格定“去脉”，则这片水域的“去脉玄关”通惠河流出的方位，在大都城的东南方巽卦中，遂成水法中的“御街”。而这片水域的“流归处”，大内皇城西侧的太液池，正好处在大都城的西南方坤卦中，坤为地。 这样，整片水域在大都城内构成的格局是——水自天上来，曲曲蜿蜒，流归于地。而通惠河则是让这片水域“通窍”的“去脉玄关”。 有来龙还得有去脉。而且要开通漕运，也必须要将海子和大运河相连通。经过反复勘察，郭守敬最终确定从今前海东岸的万宁桥（也称地安门桥或后门桥）将水引出。并进一步上奏元世祖，修通大都城至通洲的运河。水出万宁桥，“东折而出南水门。每十里置一闸，比至通洲，凡为闸七，距闸里许，上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帝览奏，喜曰：„当速行之‟。于是复置都水监，俾守敬领之。帝名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后行事”。（《元史·郭守敬传》 工程历时三年，于1293年秋竣工。是年，忽必烈自上都还京，“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名曰通惠河”。 引来西北诸水，修通通惠河，连通京杭大运河，伟大的水利学家郭守敬精心设计规划的这一切，让这片秀美的水域，一时间变得繁花似锦。从而获得的漕运效益更是盛况空前。明代劳宗茂曾做诗称赞：“莫谓盈盈衣带水，胜他多少犊轮章”。 首先，在修建大都城时，他在和义门（今西直门）南北处各设了一座水关。和义门在大都城的西北方，前文已论述过这种引自西北方，穿城而过，从东南方流出的水法，杨筠松称之为“贵人禄马上御街”。而他的设计也正是如此——海子之水自北水关入城，先北上，复东折而南，总体入城走势由西北而东南，所确定连接通惠河的万宁桥处，正好是海子水域的东南方；从南水关入城的，环绕皇城的金水河，环绕过皇城后，也是从皇城的东南方汇入通惠河。然后，通惠河又是从大都城的东南方流出——所有这一切，从来龙到去脉，从整体到局部，乃至每一个相关环节，其设计和布局无不严谨地遵循着风水学原理，令人称叹！由此来看，之后的元大都之所以能够空前的繁盛，实属必然。 《青囊经》论“去脉玄关”云：“去处之元，宜重重关锁，气方能聚”。通惠河即是大都城的去脉玄关——“每十里置一闸，凡为闸七”——通惠河上的这七道过舟止水的闸门，不正是重重关锁的去脉玄关吗？（另一方面，北京地区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如何使船只由低处的通州驶向高处的积水潭？这道难题几乎取消了将大运河引入都城的可能。而这七座水闸，通过上下闸的互相启闭来调节水位，顺利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而他修通的通惠河，不正是杨筠松设定的畅达的“御街”吗？ 沿着这条逶迤而绵长的御街，走来了“川陕豪侠”，走来了“吴楚大贾”，走来了“异域僧人”，走来了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与唐诗、宋词齐名的元曲，正是兴起于此时。而海子之滨，则是其最重要的发源地。 据调查统计，当购房者遇到“水景与朝向不能兼得”的情况时，有47.8%的购房者会选择水景；有79%的购房认为“水景是高尚住宅的必备条件”。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3a52bba5c8d376eeaeaa31b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