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等级》 . 1949年后的中国。政府划分出了一个“贱民”阶层；“地主、富农分子”两种人。 不久在“镇反”中，又把“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两种人塞进这个“贱民”群体。 这样就形成了“地、富、反、坏”的政治术语。这些人被统称为“四类分子”。 1957年反右运动后，又出现了“右派分子”。 这五种人，即“地、富、反、坏、右”。于是被合称“五类分子”。 . 到了“文革”时期，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五类人，被称为“红五类”。 “红五类”，在种种资源占有、利益分配（参军、提干、升学、招工、晋级调资、分房、医疗等机遇和福利）上，只有他们享有资格。 而“地、富、反、坏、右”，就顺其自然被称为“黑五类”。 . 例如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说：“对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应该优先选拔升入高等学校。” 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中说：“红卫兵应以工、农、兵、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者出身的学生为主体。” . 这个“阶级成分”，非常重要，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 那时候填写任何表格（户口本、选民登记表、学籍登记表等），都有必须填写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这两个栏目。 . 把社会分成十类人，“红”，“黑”各五种。在世界上是奇闻。 有部香港电影中，一个人破产要跳楼。朋友劝他说：“你从一个黑五类，成为了红五类，应该高兴啊”。 . 在那30年中，“黑五类”不是人们想象的，只是一种老百姓的俗称。而是正式的社会身份，是带帽的。 “黑五类”有两种；一种本人是“黑五类”，一种是其后代。 比如一个地主成分（1949年前）的人，填各种表时，“本人成分”不能写“农民”。只能写“地主”。 他们的子女在上小学（中学、大学是不允许上的）填表“家庭出身”时，也只能写“地主”。 如果是一个“反革命”的孩子，上小学时“家庭出身”一栏，只能写上“反革命”。 并且这个身份要背在身上，直到进棺材 现在不是有“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吗？ 在那个年代，这些年轻人就是“黑二代”，是“狗崽子”。 农村的“黑二代”，无论是正宗的“地、富”二代，还是被强制下放到农村的“反、坏、右”二代，当兵，招工，想都别想。 年轻“黑二代”的婚姻更惨。 女儿长得非常好看的，有贫农的儿子愿意娶你，全家就高兴的不行。 女儿“颜值”不够高，就很困难了。 至于男“黑二代”，基本都是光棍。贫下中农的女儿做梦都别想。就是“黑二代”的姑娘，打死也不会嫁给他。“双黑”后代的日子怎么过啊。 . 著名学者许地山，他的作品《落花生》，至今仍收录在中国学生课本里。 他的女儿许燕吉，长得一点不难看。就因为上大学时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农村。 为了不饿死，只好嫁给一个大她十几岁，离过婚不识字的陕西农民老头。 文革后，许燕吉调回南京工作。别人都以为她会立刻和这个老头离婚。可谁也没有想到，她将老头及其前妻生的儿子一齐带回南京。 当年的同学纷纷上门，劝她就此结束这场悲惨的婚姻。而许燕吉认为，是自己快饿死的情况下，老头救了她。 她说：“即使没有爱情，也是一种契约。我们多年来都和平共处，不能因为我地位变了，就和平共处不了。这老头子已老，没有劳动力了，我有义务养活他„„文化程度有高低，但人格是平等的。我们的道德观念基本一致。” 在文革中，对于原本不是“黑五类”，最新被“专政”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又有了一个新词汇；“黑帮”。 国学大师季羡林，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打的不能动弹，趴在地上爬了两个小时到了诊所后，高声说：“报告！我是“黑帮”，请求看病”！ 医生的脸色立刻晴转阴，扬手连说：“滚蛋！” 季羡林只好又爬上了艰难的回程。 . “黑五类”和“黑帮”，是“阶级敌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他们没有公民权利，类似在监狱外服刑的罪犯。其家庭成员也遭受歧视。 . “黑五类”有“戴帽”和“摘帽”之分。“改造”好了，你有可能“摘帽”。 不过要说明，“摘帽”不等于你是“好人”了，更别说是“红五类”了。 “摘帽”后，你的成分只是“摘帽地主”，“摘帽右派”。档案和履历表的附加栏只是多一个“摘帽”。只是说明你这些年表现还好，没有别的。 . 当然，“黑五类”和子女，是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没有担任国家机关行政职务之权；参加人民武装与人民团体之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及示威游行之自由权；享受人民荣誉之权。 “黑五类”和子女，永远不是“人民”。 “文革”中，专政机关和“革命群众”觉得“黑五类”加上“黑帮”，仍然不足以涵盖无产阶级的敌人。 于是，又加上资本家，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等，“黑五类”变成了“黑十类”。 . “黑五类”也好，“黑十类”也好，究竟每日都遭受了什么迫害摧残？ 看看一个村子的管制“黑五类”的10条办法： 1、扫街铺路； 2、为农民夜校移桌凳； 3、捞甽沟污泥。 4、六点钟起床，不准乱行； 5、劳动不得超出一里路。如出一里路，作反动行为办； 6、任何人不准去地主家走动； 7、走路时不准当中走，须低头靠边走； 8、不准提笔乱写。 9、不准亲戚来往； 10、不准拜佛点香烧纸。 这些告示，都是贴在“黑五类”门上的。 . 到了文革年代，“黑五类”就更惨了。 造反派可以随意对他们抄家、抢东西；可以随意打骂，打死无论；在北京的大兴、湖南的道县、广西等地，发生了大规模集体屠杀“五类分子”事件，上至80岁的老人，小至几个月的婴儿，都没能幸免。 我当年上初一，也参加过抄本校老师的家。我还往老师家快煮熟的米饭里，撒了一把沙子。现在想来痛心疾首，那不是人干的事情。 改革开放后的 1979年1月，中共给“黑五类”摘掉了扣在头上的铁帽子，这个曾经存在几十年的贱民阶层消失了。 “黑五类”子女，从此可以上初中，高中，大学。也可以被招工，当兵。 . 在1982年至1983年天津的“引滦工程”中，打隧道的工程兵有几人牺牲。部队给他们的家属发放了《革命烈士》证书和抚恤金。 其中一个战士的父亲，对部队首长说：“我不要抚恤金。我只要烈士证书。我们是摘帽地主，感谢政府让我儿子参加解放军。有了我儿子用命换来的这个证书，我们家世代再也不低人一等了”。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18bada0d3d233d4b14e852458fb770bf78a3b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