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爱人精神代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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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爱人精神代代传 “相信爱是永恒的期待，相信爱是幸福的主宰，相信爱把最美的心愿连起来”。歌者郭峰的《相信爱》是对汶川抗震救灾的最恰切的概括、最生动的写照。 在汶川抗震救灾中，无私爱人、舍己为人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念华老师救出学生，自己被埋在废墟里；谭千秋老师张开双臂死命地护卫着4个学生，自己丧命；北川中学团委书记蹇绍琪抢挖出十几个学生，自己的女儿却留在废墟里；女民警蒋敏强忍丧失女儿、母亲之痛，坚持工作在抗震第一线；女警察蒋晓娟撇下在家年仅半岁嗷嗷待哺的孩子，每天为失去母亲的多个婴儿哺乳。抗震救灾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人间大爱的范例。更为感人的是“最可爱的人”、13万子弟兵，奋不顾身，为挽救灾区群众奉献无垠的大爱：在余震来临需要躲避时，正奋不顾身抢救伤员的战士，忍不住跪地大哭：“让我再去救一个吧，我还能救活一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爱更是感天地、泣鬼神，各地源源不断的捐款、捐物、义演、义卖，争相排队献血，数以万计的白衣天使和志愿者，唐山“爱心志愿小分队”赶赴灾区救人，南京、重庆、邯郸乞讨者给灾区捐款；特别是13亿人为地震遇难者同哀共悼，把中华民族的大爱精神推向了历史巅峰。 汶川抗震救灾中表现出来的全民族的无疆大爱，绝非偶然，是中华民族恒久传统道德精神的继承与弘扬，更是伟大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升华。爱人、团结友爱、互助互爱在中华精神里有着深厚坚实的根基，源远流长，传承恒久。 这首先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仁是孔孟哲学的基石和重点，在《论语》中有109处提到仁。有一次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得很干脆：“爱人”，“仁者爱人”。由此可见，“爱人”是儒家学说中核心的核心。孔子还讲过“泛爱众”，“节用而爱人”的话。在儒家的典籍中，有大量“爱人”的观点、论述，比如。“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礼记·乐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爱与敬，其政之本与?”(《礼记·哀公问》)。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爱别人，而别人不亲爱自己，就要反省自己在仁爱方面做得够不够。孟子还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汉代大儒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春秋繁露》)。三国时诗人曹植的诗：“长者能博爱，天下寄其身”；明代冯梦龙《古今小说》上讲“天道以爱人为心”：清代思想家王夫之说：“以我自爱之心，而为爱人之理”(《读四书大全说》卷三)。上述可见，倡行“爱人”，人与人互助互爱，是儒家经典理论宝库中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 颇令人思考的一个现象是，在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墨成为几乎处处针锋相对的两大“显学”，居然在“爱人”上有颇多相近的主张。当然二者的差别是有的，墨家批判儒家的“爱有差等”，墨家力主“爱无差等”，主张天下人博爱。全社会所有的人无差别、普遍地爱。墨翟在著名的《兼爱》中指出，社会不和谐“起自不相爱”，因此力主“天下兼相爱”，认为只要“天下之人皆相爱”，“以相爱生也”，天下就会和谐。墨翟的“兼相爱，交相利”主张是墨派学说的核心，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政治理念。清末思想家章太炎说：“墨子之学，以兼爱、尚同为本”。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指出：“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 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关键是爱谁?怎么爱?爱自身、爱家人、爱血亲、爱亲朋，这几乎是常人的本能，在这一点上，跟动物并无多大差别。关键是能不能处理好爱己与爱人的关系，超越自我、不图回报，不分亲疏远近地爱他人，“爱无差等”，博爱众人，爱与自己素不相识的人，这才是最高尚的。在这方面，古人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比如，《礼记·礼运》篇描绘出“天下为公”的“大同”蓝图；“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主张人不能只亲近自己的子女、亲人，对别人也要给予关爱，对孤寡残疾者也要给予救助关怀。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以说是上述观点的同义反复。还有《国语》上讲：“欲人爱己也，必先爱人”；宋代文学家苏轼主张“视天下若一家”：近代维新派首领康有为说：“仁者，在天为生生之理，在人为博爱之志”(《中庸》注)。跟上述儒家推己及人、“泛爱众”相比，还是墨家讲得更为彻底，墨翟说：“爱人若爱其身”，“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主张爱他人与爱自身、爱亲人同等对待，“爱无差等”，原由是：“为彼，犹为己也，”对他人施爱，他人也会爱自己，才能实现“天下之人皆相爱”。可见，崇尚爱人，摒弃自私自利的自爱，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传统道德的灵魂与核心。当今天在影视文艺作品中“我爱你”、“情爱”、“恋爱”我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时，当“爱爱爱”在荧屏中占据大半江山，几乎到了无“爱”不成戏时，当将古代的“爱人”(即爱他人)演变成现代的特指爱一个人时，我们多么需要从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中的仁爱中汲取营养，把不分亲疏远近、不管相识不相识的泛爱、博爱发扬光大呀! 当然，倡导“爱人”的不止儒墨两家，可以说是除了杨朱为我派之外的诸子百家的共识；杨朱是力主为我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遭到诸子的批判。孟子就骂他为“禽兽”。韩非子说：“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韩非子·解老》)；庄子说：“爱人利物谓之仁”(《庄子·天地》)。在中华思想史上，崇尚“爱人”的，更有释家和道家。佛学字典认为，懂得爱和感恩是佛缘，人生在世，要多做善事，多增善缘，众善奉行，得好果报；主张众生平等，要有大悲悯与大爱心与慈爱一切众生的菩萨心肠。 上述可见，爱人、爱心是中华民族至为宝贵的传统道德，是中华民族精神生成期就已确定的固有品格，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代代承续、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源。一部中华文明与民族精神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史，就是一部靠爱人、爱心联结和维系而凝聚的民族史诗。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需要我们可持续地发扬光大。 但也要看到，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儒墨倡导的“爱人”不可能在全社会实现。地主是不会爱穷人的，正如“贾府的林妹妹不会去爱焦大”一样。把农奴当作牲畜对待，动辄处以剜眼、扒皮等酷刑的西藏达赖集团更不会爱农奴。在剥削社会，普遍地“爱人”多半是善良人们的美好愿望，“大同”世界本来就是理想蓝图。但是它确实在穷苦人“穷帮穷”中，或者在阶级、阶层、集团内部大量出现过。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使全社会的“爱人”成为现实。这种互助互爱、团结友爱现象在新中国大量普遍出现。然而在“文革”中，倡行斗争哲学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把“爱人”当成“阶级斗争熄灭论”，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修正主义观点，大张挞伐，一度使人与人的关系陷入极端紧张的状况。今天，我们高扬“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旗帜，为全社会普遍的“爱人”、互助互爱提供了更加明确的理论指导和良好的舆论环境氛围。而只有在全社会成员之间倡行普遍、广泛、无私的大爱，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莫立起社会思想道德基础。没有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关爱、无私大爱，构建和谐社会又从何谈起? 当灾难降临，看见别人遇到危难，人们潜藏于内心的善良、怜悯被瞬间激发出来，做出舍己救人、勇于牺牲的义举，古今不乏其例，因此像这次汶川抗震中如此普遍、如此主动、如此大规模地为灾区人民付出一切，不留姓名、不图回报，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亲疏地献爱心、舍己助人，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华民族沉淀几千年的爱人精神的集中释放和升华，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所结成的奇葩硕果。《爱的奉献》和“爱天长、爱地久、爱同在”成为五月华夏的最强音。血浓于水、骨肉情深、情系中华、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无私奉献，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主旋律，“爱人”、爱心的传递播洒，使全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空前增强。正如法国《世界报》文章讲的“中国地震令社会空前团结……团结一致的浪潮席卷了各个阶级民众，人们捐赠热情高涨”；美国《时代》周刊文章也说：“中国民众对灾区井喷式地支持”，“千百万的中国人排起长队，捐赠鲜血、食品和衣物……13亿人都在贡献所能和爱心”。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都告诉我们，“爱人”、爱心是存在于人们内心的善恶、美丑准则，是中国人最圣洁、最醇美的高尚感情，是构筑美丽精神家园的基石。为人最可贵的是爱心，做人最紧要的是守护爱心、良心，爱心是维护道德的卫士。这次突如其来的大灾难，是对民族大团结的一次检验，是对民族力量的一次凝聚，也是对民族精神的一次大提升。传承恒久的伟大民族精神不因时间流逝而泯灭，反而在大灾难的映射下绽放得更加璀璨夺目。这便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崛起的力量之所在。有爱就有希望和未来，有爱就能凝聚起力量。靠这种普遍、无私的人间大爱的传递播撒，定能推动中国走向伟大的民族振兴，进而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一份力量。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靠爱人、爱心构建的“美好人间”，便是和谐社会。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d80f71756270722192e453610661ed9ad5155d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