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长恨有风情
说明：文章内容仅供预览，部分内容可能不全。下载后的文档，内容与下面显示的完全一致。下载之前请确认下面内容是否您想要的，是否完整无缺。
“一篇长恨有风情'——白居易《长恨歌》主题内证寻绎康怀远白居易《长恨歌》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经典之一。重读这篇经典及其与之有关《与元九书》《霓裳羽衣歌》《江南逢天宝乐叟》等作品，对于明确把握《长恨歌》的主题具有寻绎内证的意义。(1)那种把《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只限于“讽刺”“批判”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或者仅归于“后妃干政”而致祸邦家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自居易的本意不相符合的。在自居易的《长恨歌》中，既有男女风情的寄托，也有感伤世事的同情，是寄托和同情所编织起来的对悲剧人物的讽怨，真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绵绵”之“恨”。自居易作《长恨歌》，诗中直接写“恨”，仅在末两旬“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极言其虬恨”之长久。虬限”作何解释?一般说来，虬恨”指怨恨，但诗中似不指怨恨。“恨”者，唐玄宗、杨贵妃均“恨”也。这主要从“绵绵”这一叠词上可以体味出来。《诗经·王风·葛菖》：“绵绵葛菇。”朱熹《诗集传》注：“世衰民散，有去其乡里家族，而流离失所者作此诗以自叹。”自居易写的虽是大唐皇帝，但卒章显其“叹”，不无同情与感伤之情，他将此诗编入“感伤”类即可为证。就诗而言，首先写贵妃得宠三十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尽日君王看不足”)，继写贵妃之死十二句“(渔阳鼙鼓动地来……回看血泪相和流”)，再写玄宗思贵妃三十二句(“黄埃散漫风萧索……魂魄不曾来入梦”)，后写道士觅妃四十四句(“临邛道士鸿都客……此恨绵绵无绝期”)，诗人用笔的轻重、主次、详略显而易见，以道士觅妃篇幅最大，思妃次之，得宠再次，贵妃之死所用笔墨最少。所以，我认为这“恨”主要是指玄宗之¨恨”(当然也有贵妃之“恨”)。“恨”之“绵绵”，亦即“思情绵绵”，是充满着“痛苦”和“惋惜”的。稽之“长恨”二字，自居易《大林寺桃花》诗中亦用到：“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长恨”便是经常“惋惜”或“痛惜”的意思。诚然，“诗言志”，且“诗缘情”，全诗未尝就没有诗人“长恨”之情。他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十二》诗中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何谓“风情”?《辞海》解为：“犹风采风神”“泛指怀抱意趣”“旧指男女相爱的情怀”。查自居易其他诗篇说到“风情”多系青年时期怀抱或意趣而言。略如：“政事素无争学得，风情旧有且将来。双蛾解佩啼相送，五马鸣珂笑却回”(《酬刘和州戏赠》)：“经旬不饮酒，逾月未闻歌。岂是风情少，其如尘事多”(《题笼鹤》)。诗中言及怀抱意趣，自然离不开那时风采神韵和男女相爱的情怀。这种情怀随着诗人年龄的增长也便减却了。略如：“良时光景长虚掷，壮岁风情已黯销。忽忆同为校书日，每年共醉是今朝”(《三月三日怀微之》)；“衰容禁得无多酒，秋鬓新添几许霜。纵有风情应淡薄，假如老健莫夸张”(《座中戏呈诸少年》)；“志气吾衰也，风情子在不?应须相见后，别作一家游”(《想东游五十韵》)。本来，这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但在后世，就被视为大谬不然了。无怪乎，有说“乐天善长篇，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变风操，故读而易厌”(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引东坡语)者，有说“元白诗纤艳不逞”，“淫言媒语”(同上书引李戡句)者，所谓“元轻白俗”，恐怕也含有这方面的微词。但这恰好从反面启发我们对自居易诗中“风情”一词作更明白、透彻的理解，以便于进一步把握《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春宵苦短曰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是写唐玄宗的钟情：“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写唐玄宗的倾情：“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唐玄宗的别情；“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写唐玄宗的思情；“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写唐玄宗的痛情：“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写唐玄宗的苦情等：“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含情凝睇谢君王”“唯将旧物表深情”——又都是写杨贵妃的多情和恋情等。因此“一篇长恨有风情”，就是自居易要写的李、杨的风情、韵事和爱情故事，并通过唐玄宗对自己的追悔和惋惜，把民间传说的故事形象化和典型化为艺术的“长恨”。《长恨歌》写于元和元年(806年)，其时白居易34岁，正值青年时期，又加上“深于诗，多于情”(陈鸿《长恨歌传》语)，诗中表达了对于悲剧人物李、杨的同情，其伤感的成分显而易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有一个名作陈鸿的，他和他的朋友自1 居易经过安史之乱以后，杨贵妃死了，美人已入黄土，凭吊故事，不胜伤情，于是自居易作了《长恨歌》，而他便作了《长恨歌传》。”(《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因此，我觉得，那种把《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只限于“讽刺”、“批判”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或者仅归于“后妃干政”而致祸邦家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恐怕与自居易的本意是不相符合的。在自居易的《长恨歌》中，既有男女风情的寄托，也有感伤世事的同情，是寄托和同情所编织起来的对悲剧人物的讽怨，真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绵绵”之“恨”。(2)写于元和十年的《与元九书》是白居易人生哲学和诗学理论的完整表达，就具体内容而言明显地陷入了对自己作品评骘与实际社会效果相矛盾的二难中，但其可当作解开“此恨绵绵无绝期”之“恨”的钥匙。因为白居易矛盾的表达为《长恨歌》之“恨”做了最具说服力的内注，所以透析这个矛盾，就能从另一角度探测其¨恨”所深蕴的世俗情感。李、杨的风情韵事具有“普通人”的意义，不免带有几多缺憾和美中不足而成为飘逝的绝唱。自居易站在“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立场，从肯定儒家“美刺”批评标准出发，强调《诗经》六义对“讽喻诗”创作的指导作用，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原则，与《新乐府序》所主张的“为君、为臣、为民、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相呼应，不啻吹响了“诗到元和体变新”的强劲号角。他写道：“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日：‘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小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尔。”在这里，主观评判与作品反响发生严重分离。自居易翔实地列举了《长恨歌》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果，说明“今时俗所重在此”，他自己却觉得那只是“雕虫小技”，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他又写道：“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在这里，自居易坦言自己追求的“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诗学之道，宣布“平生所尚者”就是“讽喻诗”和“闲适诗”，郑重表示：如果将来有人替我编辑诗文，就把那些“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的作品略去算了。褒贬态度，泾渭分明。他还写道：“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谈，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后人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喻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在这里，白居易承认“时之所重，仆之所轻”的主观评判和作品反响的矛盾是现实存在的，再次说明“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与《长恨歌》以下”。并对“宜人之不爱”的“讽喻诗”和“闲适诗”作了解释：前者意思激切，言语质直，后者意思简淡，文辞迂缓：质直而且迂缓，人们不喜爱也是应该的了。但是，他又以韦苏州为例，似乎把人们对“讽喻诗”和“闲适诗”“未甚爱重”的改变，寄希望于“必待身后，然后人贵之”。 从以上所引不难看出，《长恨歌》问世以来产生的为“时俗所重”、“人所爱者”的大众回应，白居易也许始料未及，而作品本身对创作理论的突破也是文学发展过程中常有的事情。白居易将新题乐府定名为新乐府，内容以写时事寄讽喻为主，形式以杂言歌行为主，力图达到“补察时政”的目的。他进而要求这类“睢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作品要做到：“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2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78ecd21b91aa8114431b90d6c85ec3a87c28bd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