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难受的时候不太可爱。他们变得十分敏感，有时甚至很粗鲁和具有攻击性。他们会辱骂我们，会向医护人员发泄，而这些人是他们与外界的唯一接触。他们有时令人讨厌，很难用“常人”的标准去衡量他们。出现这种局面时，应始终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想，尝试理解如果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会做出什么反应： 长期受病痛折磨而很难受;呼吸困难;吃东西时喘不过气来;会发烧、冒虚汗、浑身发冷，是那种会钻到骨头里的冷;被禁止和亲友见面;电话就在身边，可是电话响时却没有力气拿起听筒;总会想到不好的回忆;大小便失禁;床单总是湿乎乎、脏兮兮的而且味道很难闻，被人像孩子一样擦洗身体;那些不说法语的病人听不懂医护人员的话，还要忍受也许是很必要但对他们来说可能有些粗暴和难以容忍的护理动作;长期戴着氧气面罩，会有令人难以忍受的声响，塑料绳会把耳朵勒破;看着医护人员屋里屋外地忙忙叨叨，却无暇顾及病人的内心感受。 上边所列这些，是我每天都能看到的病人痛苦的缩影。因此，很容易理解和接受病人乃至其家属的不满、不悦甚至是发疯。痛苦会带来更多的痛苦，混乱会制造更大的混乱，暴力也会助长暴力。 我亲爱的F女士蜷缩在病床上。她的肺被病毒侵蚀着，而她的心脏已经很衰弱，不堪这种病痛的折磨。给她喂的每一勺水都会流到别的地方，她每动一下都骨头生疼。每当她哼哼时，问她哪里难受，她就会大喊“全身上下啊!” 我第一次和她女儿通电话时，后者让我给她妈妈带个信儿：“告诉她，蒂卢很爱她。”我带着这句话去看望F女士。我握着她的手，弯着腰小声念叨着她女儿的话：“F女士，蒂卢非常爱您。”有那么一瞬，我看到她的嘴角浮现了一丝笑意，然后她用鄙视的眼神看着我并恶狠狠地对我说：“让我清净一会儿!” 我只能苦笑，轻抚了一下她的额头说道：“当然，您完全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我马上就让您清净，过一会儿我再来看您。但是在此期间您别忘了：蒂卢很爱您。” 上海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是上海最早出发、支援时间最长的一支队伍，也是最少有成熟经验参考、早期最缺防护物资和防护条件的一批人员。 “当时出发前往武汉，我们不知道武汉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对我们来说都是个未知数，到了重症病房以后，第一天进去一看，我们组10个病人，有9个是上呼吸机的，然后一个病人需要高流量通气，基本上呼吸机的病人都要用到100%的纯氧。”查医生说，她入驻的是金银潭医院北三病区，从最初入驻时的紧张迷茫到慢慢熟悉，经历着生死、悲痛、希望与感动。 除夕夜，查医生作为首批上海援鄂医疗队队员援驰武汉。 日记里，她时常会提及领队郑军华和周新教授。郑队长给医疗队不断打气鼓劲，在他的带领下，诸多队员在前线光荣入党。而周新教授与她在一个病区工作，也是上海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医师组组长，在他身上查医生学到了很多。 “周新教授是让我最感动和最敬佩的人，是我们组年龄最大的，今年67岁了，也是党龄最长的。他穿脱防护服的速度是我们当中最快的，一般20分钟左右就可以穿好。另外，进了隔离病房以后的很多操作他都是抢着做的。曾经他和陈德昌教授都抢着说，如果有第一例气管插管的话让我来。”查医生表示。 其他医疗队员们的故事都被她一一记录下来，如仁济医院的吴文三护士，他从隔离病房出来，衣服浑身湿透、头发滴汗，被查医生拍摄了下来。 还有负责后勤工作的新华医院刘立骏医生，被她亲切地称作“刘老板”。 “我们医护在病房里作战，‘刘老板’在后方为我们保驾护航，管我们吃饱穿暖。分发物资，大家来不及领的，‘刘老板’会带着志愿者小分队把东西放到每一个房间门口，队员有防护物资或生活物资捐赠途径，找的也是‘刘老板’。”这是她在日记里写道的。 每一个参与抗疫的人都该被铭记。 她看到志愿者们无私奉献，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把周到的服务送到需要帮助的人身边，如tony老师、接送医护人员的出租车司机等等，她也看到了来自党和政府、社会各界源源不断的关怀和支持，那些来自家乡的美食让她感到无比的温暖。 另外，让她感动的还有那些被病魔折磨的病人，在医护和病友的关爱和鼓励下，他们用坚强的毅力与病毒斗争，直到能迈开脚步，笑着走向阳光的那一刻。 当您看到本文时，我也将结束在纽约州长岛塞奥西特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支援任务。 我的父母因疫情留在了我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家中。在回去之前，我必须自我隔离两个星期。 最近几天，纽约地区的病例数量明显减少。随着医院承受的压力不断缓解，当初被重症监护室征用的术后复健部门也恢复了正常功能。 在重症监护室工作期间，我亲眼目睹大批患者死于新冠肺炎，但是我也见证了最闪亮的人性光辉。 我在奋战于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身上看到了这种人性的光辉。他们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凭借顽强意志出色地完成任务，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疫情当中展现出大无畏的精神。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da2b0b7777f5acfa1c7aa00b52acfc788eb9ff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