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阿成小说中的“我” 一、“我”在场：主观化叙事 1、“我”为游子 《远客》是阿成早期作品之一。“远客”，可视为阿成小说“我”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种源于阿成生命感知外在世界的人物意象。“客”的感觉虽然依然是作家阿成的感觉，却无那种高高在上俯视人间的超脱感，而是力求以客的心态去理解诠释“主”，那些普通人的生活。 《远客》《夜话》《乌苏镇》《饯水》《餐客》《小菜驴》诸篇将“阿成”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以笔记小说的凝练传神笔法叙述出来。即使“我”是人物亲朋好友，一种叩问探询人物的“游子”心态尤存。我，是客，基本上不参与故事，“我”的叙述也只限于感知的耳闻目睹。但又不是走马观花、浏览风景。笔墨一方面集中于人物(主人公)的音容笑貌，一方面又自然而然地倾诉自己的内心感受。举止随意，又像是参透禅机，洞察人生的世故与理解人生的宽厚仁爱常溢于言表。 2、“我”为作家 阿成在小说中，常自报家门，我叫阿成，是编辑，作家。自报家门，阿成在人们面前称自己为作家时常是怯声怯气的，好像很对不起对方，很惭愧、很卑微、很不好意思……他于人前说“我是阿成，是作家”，表面上惭愧，实际上先是将自我设定在弱者地位；然后，阿成的情绪鼓动着反讽的风帆，在人群之中开始自在邀游。尖刻与凌历的话语，貌似谦和的神态背后的傲气与蔑视也就倾囊而出。又幽默又诙谐。不回避自己的尴尬难堪，不掩饰地将之暴露于斯文扫地、文明被视为敝屣之时。文化溃败时代的浮靡与浅薄在阿成“我是作家”的谦卑申告中悄然折射于世人面前。 3、“我”是“赎罪”者 我的形象是“赎罪”者，渴望救赎者，这是《咀嚼罪恶》中给人们的印象。这是阿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仔细读之，给笔者的感觉是“我”赎罪的愿望大于赎罪的事实。既然是咀嚼记忆，个体生命之中的主观感受自然是历史与现实、欲望与本能、生存与死亡、爱与恨诸多印象的集合。“我”的思考、审视、内省是对生命现象感悟的结果。“我”在忏悔，“我”在以独白式的语言倾诉心底的声音，不联贯、缺乏逻辑的生活场景与人物及关系构成生存的碎片，却由于对生命尴尬处境的总体感觉建立起相应的内在联系。 二、“我”：客观化叙事 应该说，第一人称主观化叙事充分调动挖掘了作家的创作擅长与生活记忆，使作家阿成在小说创作上迈出坚实的一步。这种主观化叙事，使作家“力作”得以成功。但成功的路上也有失败的陷阱。因为，“我”的故事可以是袒露真诚地表白，也可以虚假地矫情地自我粉饰。 “我”是故事的参与者，但大致属于受故事的裹挟，以描述事件与其他人物为主。“我”的精神特征，言行举止与所描述的事件与人物相比处于次要地位，力求客观地展示我之所见所闻所感。虽用第一人称“我”，却在叙述过程中时时自觉地将叙述的人物推到前台，让人物在台上表演，使读者自己来认识“我”叙述的人物音容笑貌，精神症候。自然，这种客观化是作者经过主观情思过滤的客观化，只不过是有意收敛起叙述的评价，将发言权交给读者。这是阿成在叙述方法上有意识的一种尝试，或者说是对第一人称主观化叙事的一种自我调整。由第一人称客观化叙述逐步转化为第三人称客观化叙述，即所谓“中立视角”，就将这种客观化叙述方法运用得更为纯熟。如《纸风车》《亲正》《丑女》，“我”是故事中的次要人物，充当叙述者的角色。这一角色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情节结构功能。 三、“我”与“他”的主客观混合叙事 叙述者是作家心灵的一种“折射”。叙述者的情感态度不能说与作者毫无关系。只是这种折射不是单一状态，第一人称为限知视角，叙述人限知于一定范围之内展开自己的叙事过程。阿成在近年小说中有意打破视角的局限，在叙事中采用交织混用，使得小说叙事在他手中更加灵活自如。阿成不是将自己固定在什么上的人，自由、舒适的创作与常规会发生矛盾，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两种视角的交织混合运用体现了阿成的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作为历史叙事，其题材来自间接的材料。这也决定了叙事在总体上采取全知的第三人称视角。但在叙事过程中限知视角“我”时隐时现，与第三人称全知相互混合，既呈现了视角的流动性，又使小说叙事表现出叙事的多层次意义。这里，多少流露出一种“元小说”的意味。殊不知，这个叙述人——“我”也是一种虚构。诸如《赵一曼女士》，《丙戍六十年祭》也是如此。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058f8966fdb6f1aff00bed5b9f3f90f76c64db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