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福利问题的四大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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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政策的目标：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 社会福利政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是克服贫困，还是应服务于更高层次的目标，是近来西方学者非常感兴趣、且争论激烈的一个问题。学者们最终达成的共识是：当代社会福利政策的目标应当实现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的转变。 过去的社会福利政策一直以克服贫困为己任。各种反贫困的社会政策不断出现，并花样翻新。客观地说，这些政策在实际运作中产生了重要的正面影响；但也遇上了种种障碍。结果贫困非但没有消灭，反而有加重的趋势。当初西方国家纷纷宣布建成“福利国家”时，曾一度宣称贫困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当这些国家的经济出现“滞胀”，贫困问题重新出现，而且越来越严重。到90年代中期，美国接受政府救济的贫困人口已占全部人口的10%，英国更达到16%。这就使研究者开始了对过去各种社会福利政策的反思与质疑，在此过程中，有关消除“社会排斥”的观念便出现了。 “社会排斥”原是一个政治学术语。当社会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时，社会排斥便发生了。社会政策研究者借用社会排斥这个词，其意是指主导群体在社会意识和政策法规等不同层面上对贫弱群体的排斥。贫弱群体往往由于民族、等级地位、地理位置、性别以及无能力等原因而遭到排斥。特别严重的是在影响到他们命运的决策之处，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而这是非常危险的，假如越来越多的人被排斥在能够创造财富的、有报酬的就业机会之外，那末，社会将会分崩离析，而我们从进步中获得的成果将付诸东流。 正因如此，近来西方社会福利学者热心于探求社会政策新的目标定位，要求反对社会排斥，促进社会整合，以获致稳定、安全而公正的社会。他们并且指出，社会福利学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代表贫弱群体的利益，参与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使之趋于合理、公平。 社会福利政策的主体：还只是政府吗？ 社会福利政策的主体可细分为决策主体和行为（执行）主体。传统上，西方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决策主体和行为主体都是政府，区别仅仅在于中央政府决策，地方政府执行。这种模式引起了西方社会福利研究者的激烈批评。 政府在有关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中的角色举足轻重，但也不能强调过头。过去西方国家实行“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政府的角色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国家对社会福利高度介入，政府将大量的公共资源用于社会福利事业，以公共权力干预市场分配不公，调节市场运作失灵（marketfailure）,使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成员的基本生活得到充分保障。与此同时，它也产生了不少弊端：其一，政府办的福利服务质量欠佳，效率太低，太官僚化；其二，造成人们对福利金和政府服务的过分依赖，工作意欲淡化；其三，家庭和社区的责任削弱；其四，政客、压力团体和官僚为讨好选民，不断扩张福利和作出不切实际的承诺，造成政府功能超负荷；其五，政府负担过重，公营部门规模过大，浪费社会资源，不利于经济发展。 上述情况自然引起了社会福利研究者的思考：社会福利究竟是谁的责任？国家福利是否唯一选择？什么样的福利模式最能满足社会需求？等等。主流的看法是，福利不一定要由国家包揽，无论是社会福利政策的决策还是社会福利政策的执行，民间社会都应参与，国家、家庭、企业、社区和志愿机构等都是社会福利的提供者。这种模式学者们一般称为“福利多元主义”（welfarepluralism）。 [!--empirenews.page--]社会福利服务的提供：更强调专业化 关于社会福利服务的提供，西方国家传统上有社会工作制度，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社会工作（SocialWork）和我们通常讲的社会福利服务大致相同，只是西方的社会工作更强调福利服务的专业化，强调专业服务方法的运用。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社会工作形成了个案、小组及社区等经典方法。个案工作方法强调社会工作者与单个案主（个人或家庭）的直接互动，协助案主发挥其个人潜力，正确地处理其所面临的问题，以增进社会适应功能。小组工作方法是通过建立小组开展工作，社会工作者有效介入小组并运用群体动力原理协助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动，使社会弱者能够接触社会主流文化，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建立正确的生活信念，掌握必要的人际交往技巧。社区工作强调居民参与、合作、自助与互助、领袖培训等主题，强调通过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以帮助贫弱群体，在方法上注重教育、组织及计划的作用。 当代西方社会工作研究和实务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可大致归结为：（1）强调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整合。学者们认为过去那种三大专业方法各领风骚的局面不利于案主问题的解决，应当以案主问题为中心，灵活运用各种方法。（2）“个案管理”的方法被提出并运用于社会工作实务中。案主一般有各种不同需要，而这种需要的满足需通过不同的部门、机构或团体提供。个案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服务协调工作的程序，即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协调，使案主的不同需要得到满足。（3）随着信息技术、网络科技的发展，使得利用电脑、网络进行间接的沟通、全国乃至跨国界的福利服务及其协调成为可能，这便促使学者对产生于工业时代的社会工作强调直接、有限的互动的传统社会工作理念进行反思和重新审视。 社会福利模式的比较：摆脱危机 西方社会福利学者在审视西方各国针对“福利国家”体制改革中所面临的诸多困难时，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开始关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福利制度。“东亚福利模式”（TheEastAsianWelfareModel）成为学者寻求摆脱西方福利制度危机的重要参照系。 学者指出，东亚福利模式和西方福利模式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实行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社会保险；从日本等国的情况看，这方面工作做得很好。区别在于，和西方国家相比，东亚国家和地区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明显，国家一般通过社会政策干预社会福利而不提供直接福利服务，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较低，社会意识鼓励“自助”及“互助”，家庭、亲属、公司、社区（邻里）等在提供福利服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西方在建立和完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过程中，过于绝对地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结果是社会福利项目不断增加、标准不断提高，导致社会福利开支失控，使经济成长乏力，而人民并不满足。东亚地区的低社会福利开支、低税率、人民较高的满意度和较高的经济成长率，便成为对西方社会福利学者颇有吸引力、而急于希望解开的秘密。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3a04fdb1937f111f18583d049649b6649d7097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