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达尔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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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和A.魏斯曼的种质学说相结合的一种生物进化理论。新达尔文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创立者是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美国遗传学家T.H.摩尔根、英国遗传学家J.A.汤姆逊也是有影响的新达尔文主义者。1896年，G.J.罗马尼斯首次将这种理论称为“新达尔文主义”。 中文名称： 新达尔文主义 英文名称： new-Darwinism 学科分类： 生物 注 释： 生物进化学说之一.为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所建立.以他的种质连续学说为基础,认为生物的进化是由于两性混合所产生的种质差异经自然选择所造成的后果.因这一学说特别强调种质的变异及达尔文所提出的自然选择在进化上的作用,故称新达尔文主义。魏斯曼（A.Weismann）仅强调达尔文学说中的生存斗争原理（参见自然选择万能），对有关达尔文的变异及其遗传的理论进行了修改，也就是在他的种质论（种质为独立的和连续的思想）的基础上，对获得性遗传，也就是说对拉马克学说的精髓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这就是新达尔文主义。但现代的自然选择学说，从其观念的发展来看，也可以叫做新达尔文主义，而现在则主要是指此而言。 19世纪下半叶，细胞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陆续发现了细胞核、染色体以及有丝分裂、减数分裂等重要事实。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魏斯曼通过自己的实验研究，认真探讨了遗传和进化问题。他做了著名的小鼠尾巴切割实验，发现连续切割22代，小鼠尾巴并未变短，他由此否定获得性状遗传（见拉马克主义）。魏斯曼提出，生物体由种质和体质所组成。种质即遗传物质，专司生殖和遗传；体质执行营养和生长等机能。种质是稳定的、连续的，不受体质的影响，它包含在性细胞核主要是染色体里。获得性状是体质的变化，因而不能遗传。魏斯曼认为，进化是种质的有利变异经自然选择的结果。1917年，摩尔根提出“基因论”，把魏斯曼的种质发展为染色体上直线排列的遗传因子、即基因。新达尔文主义是进化学说发展中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阶段。魏斯曼把遗传学和自然选择学说结合起来，开创了进化论研究的新方向。他首次区分种质和体质，指明了遗传的物质基础及其连续性，在遗传机制上补充了达尔文的观点。这是新达尔文主义的重要贡献。然而，魏斯曼把种质和体质绝对对立起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进化论回暖：新达尔文主义。2008年3-4月第45卷第2期，美国《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期刊推出以《新达尔文主义与对它的不满》为主题共八篇文章的专栏讨论；2008年5月，美国《西北大学编年史》第18卷第9期也推出长篇文章《达尔文主义：生物学的帝国主义》，指出“达尔文主义统治了学术和媒体”；此外，美国西北大学从2008年4月开始举行了为期4个月的“达尔文时代的设计：从威廉-莫里斯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文化艺术系列讲座。2008年6月，美国《人性：一种跨学科的生物社会学视角》期刊第19卷第2期推出三位新达尔文主义者合著的长篇文章《对文化进化论的五大误解》。种种迹象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达尔文主义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版本，新达尔文主义作为版本之一正逐渐升温。而且，这一达尔文主义的最新版本内部也是门派纷争、阵营林立。 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在他的论文《理性的沉睡》中预言到，“后现代主义也许就要出局了，但我想某种新的东西将迅速填补巨大的美国学术市场。它如果不是社会建构主义的话，就会是其他东西--达尔文主义对现实一切事物的解释。”新达尔文主义则无疑充当了这种填补美国学术市场的角色，因此布兰迪斯大学的教授尤金-古德哈特（Eugene Goodheart）在《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2008年3-4月第45卷第2期《新达尔文主义和宗教》一文中指出，“最近几十年，人类被后现代怀疑主义所束缚，然而，达尔文主义，带着他们在生物学和心理学当中所取得的天才进步的十足信心，开始将目光投向将人类从后现代主义的肆虐中拯救出来。” 复杂性、信息和设计国际社团网站将新达尔文主义定义为，“达尔文进化论的现代版本：孟德尔遗传学与达尔文主义的综合”。其初衷是试图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对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作适当修正，但随着这一学派的发展，新达尔文主义已经远远不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之中，而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理论，而且这一学派内部在关于科学与宗教、人性与文化等问题上存在不同旨趣。正是这种分歧导致了有很多学者主张应对新达尔文主义进行区分，不能笼统地进行批判。 新达尔文主义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威尔逊（E. O. Wilson），其代表作有《论人类本性》、《基因、大脑和文化》、《论契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其代表作有《自私的基因》、《拆解彩虹：科学、错觉和猎奇嗜好》、《上帝的错觉》。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其代表作有《达尔文的危险思想：进化和生命的意义》、《破除符咒：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宗教》。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代表作有《适应与自然选择》、《自然中的计划和目的》。这些新达尔文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主张用自然科学的眼光来考察人文科学，倾向于把社会生物学理论提升为所有学科的主导原则。因此，古德哈特在《新达尔文主义和宗教》中指出，“在威尔逊看来，哲学在理解精神活动方面已经完全过时了，它应当屈从于心智与认识科学以及神经科学家”、“文化理论家应当让步给进化论心理学家”。 这一派新达尔文主义者尤其对宗教有看法，不过态度上有温和与激进之分。丹尼尔·丹尼特对待宗教的态度上是温和的，他能接受宗教存在的事实，只是主张把宗教当作一个自然过程来处理。古德哈特在《新达尔文主义和宗教》中认为丹尼特的破除符咒有两层意思，“一是破除阻碍科学探究的宗教禁忌，二是破除宗教本身这一符咒”。而理查德-道金斯则被看作是激进的，因为他认为“上帝是一种错觉”、“宗教是一种病毒”，并认为人们之所以信仰上帝要归因于人们“孩子的心灵”。他也被尤金-古德哈特等许多人看作是“倒置的原教旨主义，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对等物”。古德哈特在《新达尔文主义和宗教》中说，“在他们试图形成一种生物学的宗教理论的时候，新达尔文主义者却越过了自己能力的边界。由于对长期而又丰富的宗教历史的无知，他们是在做意识形态的事，而不是在做科学的事。”尤金·古德哈特是一位反进化论的宗教信徒，因此他对上述新达尔文主义者的评价几乎是否定性的。 奥格索普大学的伯纳特·洛维尔·斯东（Brad Lowell Stone）显然不同意这种偏激的评判，因此斯东在《所有独特物种中的最独特处》中用 “正统新达尔文主义者”这一更委婉得多的词来概括上述新达尔文主义者。斯东作出这种概括时，不是从宗教的角度，而更多是从自然选择、基因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出发。 新达尔文主义学派尽管提出了“种质论”“基因论”“突变论”等，但也有许多地方引起了争论。首先，新达尔文主义是在个体水平上研究生物进化的，而进化是群体范畴的问题。因此，这一学说在解释生物进化时，在总体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新达尔文主义学派中的多数学者，漠视自然选择学说在进化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他们不可能正确地解释进化的过程。杜布赞斯基（1）种群是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进化机制的研究属于群体遗传学的范围。（2）突变、选择、隔离是物种形成及生物进化中的3个基本环节。他认为，突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突变不仅能产生大量的等位基因，还可以产生大量的复等位基因，从而大大增加了生物变异的潜能。随机突变一旦发生后就受到选择的作用，通过自然选择的作用，使有害的突变消除，而保存有利的基因突变。其结果便造成基因频率的定向改变，这才使新的生物基因类型得以形成。群体的基因组成发生改变以后，如果这个群体和其他群体之间能够杂交就不能形成稳定的物种，也就是说，物种的形成还必须通过隔离才能实现。这是他早期提出的综合理论，又称“老综合理论”。1970年，杜布赞斯基又发表了他的另一本书《进化过程的遗传学》。在这本书中，他又对以上综合理论进行修改，他认为在大多数生物中，自然选择都不是单纯的起过筛作用的。在杂合状态中，自然选择保留了许多有害的甚至致死的基因，其原因就在于自然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选择机制或模式。这一思想相对于“老综合理论”成为他的“新综合理论”。 弥合分歧 19世纪进化论产生时是一种科学假说，它对社会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均不感兴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7f12833f424ccbff121dd36a32d7375a517c62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