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葛亮骂王朗看罗贯中道德观 作者：王新玮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6期 王新玮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诸葛亮骂王朗是《三国演义》的重要内容，罗贯中一方面借诸葛亮之口表达自己忠君爱国思想，也借王朗之死劝告士大夫应有道德操守。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士大夫应具有的道德准则，顺应了明初重建社会道德的需要。 关键词：三国演义；罗贯中；道德观 中图分类号：I207.4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099-02 罗贯中（约1330-1400），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章回体小说的开创者。在他创作的小说中，尤以《三国演义》最为著名。《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骂王朗虽着墨不多，但读者仍为诸葛亮的口才和睿智所折服。历来点评者对这一情节评价极高，如毛宗岗就曾说“武侯虽有出师之表上告嗣君，恨无讨贼之文布告天下。今观骂王朗一篇，即以此当布告之文可尔。”[1] 诸葛亮骂王朗不仅体现出罗贯中深厚的语言功底，同时，也借诸葛亮与王朗的论争，表明罗贯中心中士大夫应有的道德操守。 一、论战对手的选择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需要从理论上证明出兵的合理性。对内，诸葛亮上《出师表》，表明兴复汉室的决心；对外，通过同王朗的论战，表明出兵北伐的正义性。 在《三国演义》中，蜀国第一次北伐发生在建兴五年（227年），比历史上提前一年，罗贯中通过这样的时间安排，使蜀军第一次北伐更加从容，同时增加了蜀军战果，为魏国重臣上阵创造条件。 在诸葛亮多次北伐期间，曹真、司马懿均曾作为统帅同诸葛亮作战，其中曹真在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因病离开前线，不久病逝。 曹真字子丹，曹操族子，少年时就曾有射虎的壮举，成年之后更是屡立战功，并“晋封邵陵侯，迁大将军”[2]。作为魏军大将，曹真多次同诸葛亮对战，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后，曹真认为“（诸葛亮）后出必从陈仓，乃使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治其城。”[2]这种预判很快得到证实，不久诸葛亮“果围陈仓，已有备而不能克。”[2]且曹真作为魏军统帅抵御了诸葛亮前四次北伐，以曹真作为诸葛亮的论争对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但罗贯中放弃曹真选择王朗，显然经过慎重考虑。历史上，王朗去世于228年[3]（魏太和二年，蜀建兴六年），此际正值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期间。但无论《三国志·王朗传》还是《三国志·诸葛亮传》，都没有诸葛亮同王朗交战的记载。 王朗字景兴，三国时期著名的经学大师，他“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咸传于世。”[3]与此同时，王朗也具有极高的道德修养，史书中称他“高才博雅，而性严整慷慨，多威仪，恭俭节约……常议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恤穷贱，故用财以周急为先。”[3]可见，王朗无论学识还是道德，都堪称三国时期的典范，但由于其士大夫的身份，促使罗贯中将王朗选为诸葛亮论战的对手。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正统的儒家思想成为士大夫遵循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也成为评价知识分子道德优劣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都以儒家道德要求自己，任何有违儒家道德的言行都会遭到社会的口诛笔伐。 在罗贯中看来，王朗与诸葛亮均为三国时期著名士大夫，将两人的观念直接碰撞，不仅能体现出诸葛亮道德高尚，使诸葛亮形象更加完美，也方便罗贯中表明自身的道德观。 二、王朗与诸葛亮“忠君”思想辨析 在《三国演义》中，双方的论战由诸葛亮首先表明观点。九十三回写道：“（孔明）令护军小校传曰：汉丞相与司徒会话。”[1]这句话诸葛亮以“汉丞相”自居，而称王朗为“司徒”，既无“汉”之国号，也无“魏”之国号，对此，毛宗岗点评道：“只一汉字，可以压倒王朗。司徒上去魏，不予其事魏也，亦不加以汉字者，以不成其为汉臣也。”[1]诸葛亮试图通过建立“汉”这一观念，取得道德上的优势。 而王朗认为“天数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1]并以此为基调，继续说道：“自桓、灵以来，黄巾倡乱，天下争橫。降至初平、建安之岁，董卓造逆，傕、汜继虐；袁术建号于寿春，袁绍称雄于邺土，刘表占据荆州，吕布虎吞徐郡，盗贼蜂起，奸雄鹰扬。社稷有危累卵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急。”[1] 王朗首先回顾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局面，并将其作为汉运终结的依据，接着叙述曹操、曹丕父子的功绩，“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万姓倾心，四方仰德，非以权势取之，实天命所归也……世祖文帝，神文圣武，应天合人。”[1]在王朗看来，曹操和曹丕父子代汉称帝，既顺应天理，也符合民心。 客观的说，王朗这番说辞很有道理，即表明了曹魏政权的正统性，也挑战了蜀汉政权的合法性。黄巾起义后，连年战乱，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曹操、曹丕父子，完成北方统一，使黄河流域的经济得到恢复，本身是一种社会进步。在听完王朗的观点后，罗贯中写到“蜀兵闻言，叹之不已，皆以为有理。”[4]从中可以看出，罗贯中认可曹魏代汉的历史必然，但知识分子的道德规范使他必须坚持“尊刘贬曹”的思想。 在毛宗岗批注的《三国演义》中，关于蜀军将士的文字已被删去，这也反映出经过明朝对儒学的重新塑造，社会道德重新确立。在士大夫看来，当历史发展规律与儒家道德相违背时，历史发展规律应让位于儒家忠君观念。 诸葛亮并未从汉魏关系入手反驳王朗，而是从王朗本身切入，“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敝言。”[1]接着，诸葛亮也谈到了东汉末年的局势，“昔日桓灵之世，汉统陵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1]并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原因归结为“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1]在诸葛亮看来，天下大乱是因为大臣的无能，间接地映射曹操、曹丕父子不能尽心辅政，为国效命，同时对王朗身为汉臣而未能尽忠进行讽刺。 诸葛亮又从王朗的身世入手，说王朗“初举孝廉入仕，礼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返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1]在诸葛亮的言辞中，处处从道德层面评判王朗，认为王朗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操守。 纵观全文，王朗与诸葛亮并不是就同一个问题进行辩论，王朗探讨的是历史规律，他认为汉能代秦，魏能代汉；而诸葛亮探讨的是士大夫的道德操守，士大夫应当忠君、报国，坚守道德底线。 在《三国演义》中，听完诸葛亮的话，王朗“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1]罗贯中借此劝告士大夫，应坚守儒家道德规范，忠君报国，而历史发展规律，则应让位于道德操守。 三、明初社会道德观念的重建 元末明初，儒家正统观和道德观遭到巨大的冲击，脱脱在为前朝修史过程中并未仿照《三国志》的先例，将辽、宋、金三朝合并修史，而是分别编修了《辽史》《宋史》《金史》，将三个王朝全部奉为正统，这即体现元政府的正统观，也表明儒家道德规范受到社会现实的冲击。 明朝建立后，为强化君权，对儒学进行改造，重建儒家道德体系。明初，朱元璋一方面推行经他删改过的儒家典籍，从理论上重新树立儒家道德观；另一方面，还为士大夫树立道德典范。洪武年间，明太祖“诏以历代名臣从祀历代帝王庙，凡三十七人。”[5]这些贤臣无一例外是尽忠报国，符合儒家道德要求的贤臣，通过对前代贤臣的祭祀，为士大夫树立起忠臣和能臣的典范，进而重建社会道德观念。 罗贯中虽然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不断神化诸葛亮，但对诸葛亮“忠君”形象的塑造仍有不足。在同王朗的论战中，诸葛亮甚至说出了“今幸吾尚在，乃天意不觉炎汉也。”[4]这样有悖儒家道德的话。而在毛宗岗点评后的《三国演义》中，这句话变为“今幸天意不觉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1]经此改动，挽救汉朝的责任从诸葛亮变成刘备，诸葛亮“忠君”形象更加丰满。 罗贯中处于元末明初，其创作的《三国演义》体现了元末明初的社会面貌，他对诸葛亮骂王朗的创作，也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罗贯中借王朗之口大谈“天道”，甚至使蜀军认可王朗的言论，这反映出元末明初社会，王朗的话具有代表性，很多人认可曹魏代汉符合历史规律。但在罗贯中的观念里，士大夫应该以忠孝为本，应有道德操守，故借诸葛亮之口，诉说忠君爱国思想，而以王朗之死，表明王朗心中仍然认可诸葛亮所构建的道德规范，更进一步突出在士大夫心中，道德规范应居于社会生活首位。罗贯中通过诸葛亮与王朗的论战，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士大夫应有的道德准则，即忠君爱国，顺应了明初重建社会道德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毛宗岗.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M].济南：齐鲁书社，1991.1148，1155，1156，1157. (2)陈寿.三国志（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2.281. (3)陈寿.三国志（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2.414. (4)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十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45，46. (5)张廷玉.明史（卷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93. （责任编辑 赛汉）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69b049cd0ba1284ac850ad02de80d4d8d15a01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