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和“屠龙术” ──中国经济学的难堪和痛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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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和“屠龙术” ──中国经济学的难堪和痛苦(一) 一 人类历史上至今为止已有过四种“显学”：原始社会中巫术至高无上，中世纪神学称雄，到近代哲学一跃成为众学科之王。而降及现代，经济学则成了“学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与学科尊荣相适应的是，这几门“显学”的大师级人物都分别是各时代天空中闪烁的明星。神学（后来演变为神权）的威势更非其它学科所能望其项背，连赫赫王权都曾被迫对它低下高贵的头颅。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学和社会学也日渐成为“显学”，不过这种“显耀”还仅仅只体现在传媒的渲染和部分经济学家的自我感觉上，并非体现在社会评价上。面对“时代呼唤大经济学家”的焦灼和急切，中国经济学界陷入了一种相当难堪和痛苦的境地。 可以说，中国经济学界的痛苦由来已久。只是如今这“痛苦”的来由和改革以前并不一样，改革以前是受外部条件约束而无法展示智慧与才能，因而生出“智慧的痛苦”，而现在则十足是一种难堪和失落。试想想，西方的同行们莫不“出将入相”，上结权贵，下交商界，从政者可以入阁，成为部长、总理和大臣；经商者可以成功地在股票、期货、资本市场上纵横驰骋，腰缠万贯。尤其是那些在行内熬出了名气的经济学家，即便人在学府，也照样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政府决策，对金融界、商界颐指气使，那风光，那得意，真是让中国的同行看了以后不自禁要从心底里生出几许羡慕之情。 反观中国，经济学家的风光便不同于国外。一些据说曾轰动一时的中国经济学家，在纸上纵马驰骋之时游刃有余，而一将理论用之于实践则一触即溃，凡“下海”者大多铩羽而归，偏偏是那些未入流的准文盲在商海中如鱼得水。长此以往，经济学莫说成为中国学术“皇冠上的明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连以何为本立足于众学科之林都成问题。当笔者到南方一所建校数十年的大学去教了一期书以后，这感觉便不由得又深了三分：无怪乎我们的“经济学家”要谦虚地声明“经济学家只教人家怎样赚钱，自己并不赚钱”；无怪这个省及省会城市的政府领导并不请这些“经济学家”去为政府筹谋擘画，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些常在深墙大院里处于半幽闭状态的经济学教授、副教授们，长期以来就凭着一两本经典和数本东抄西凑的教科书“治天下”，对中国这十多年改革到底是如何进行都不甚了了。既然连了解都谈不上，又怎能指望他们对现实经济问题“望、闻、问、切”地进行诊断？这情景确实令人难堪：要知道，经济学在它的发源地一直就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实用学科，但“淮桔”最后易地竟成了“枳”，到了中国后却被“创造性地发展”成了一门只是在纸上侈谈的“屠龙术”。此情此境，又怎能指望时时刻刻需要在现实中“操刀作手术”的政府和商界倚重这样空有“屠龙之术”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呢？ 二 但中国经济学界的痛苦和难堪又还不完全是自身素质造成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家们特别对外国同行们不服气的地方：“如果我们要是也能象你们那样自由自在地研究，绝对不会比你们差！”这倒也不完全是阿Q式的自怜自叹，因为在长达数十年的“苏式经济学”的桎梏下，任何英才都有可能在那种“我注六经”式的教育科研中，把灵气和才华一点一点地消磨殆尽。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界所做的全部工作也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六经注我”的做法。笔者读研究生的母校号称“江南第一学府”，那里还算薄有小名的一位“政治经济学权威”，在理论上的“最大突破”就是将“剩余价值”这一名词改变成了“价值剩余”。每当他在课堂上沾沾自喜地宣讲他的“重大突破”时，作为后学者的我却更是暗暗下定决心：决不再步他们皓首穷经的后尘，决不让自己再去为这些类于“天堂的玫瑰花有没有剌”、“一个针尖上站几个天使”的所谓“理论”问题去浪费生命。 历史无情甚至还带有几分残酷，这残酷就在于经过岁月的无情淘洗，过去看来是非常庄严的东西，后人却生出伴生着几分滑稽感的大惑不解，回过头来看中国经济学这十多年走过的坎坷历程，就有这种感觉。 现在看来，老一代经济学家留给后人追忆的恐怕不会是他们的学术成就──因为后来的经济学并非在他们研究成果上积累而来──而主要是他们当年突破意识形态桎梏的勇气。后人可能很难想象七、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具有“轰动效应”的“重大突破”不是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建树，而是对旧体制和“苏式经济理论”的批判，如计划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股份制姓社还是姓资，等等……这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充满了你死我活的惨烈，那被批判者的殉道式悲壮，以及批判者从批判中得到的实利，如果后人没能结合时代特征来看待这些积满了久远尘封的历史，确实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滑稽感。但是在当时，破除陈旧思想羁绊的定性研究确实成了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他们确实是非常认真地在经典著作中引经据典，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研究所有的改革措施到底符不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 但是这种定性研究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步幅相比，毕竟来得太晚了一点。曾出过康有为、梁启超这类思想家的广东，这一次却不能再在思想解放上充当前驱，而是利用一切时机进行改革和发展。但广东的改革却并没有给全国留下可推广的新理论体系，只有那些多少有点“钻政策空子”之嫌的“看见红灯绕着走，看见绿灯赶快走”之类的口诀，远远没有理论那样精致。此时此刻，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理论的要求已不再仅仅是对苏式经济学的批判，而是要对新的经济关系、经济行为和经济模式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并对实践加以引导。但这些划时代的任务，已经没有可能用传统理论和对传统理论的批判来完成。所以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经济学理论那种捉襟见肘的“滞后”状态，足以让每一位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感到难堪。本应对现实最有发言权的经济学理论界的“冬烘”和现实的长足发展形成了非常滑稽的对比：当北京、上海的经济学界还在煞有介事地争论商品经济到底姓“社”还是姓“资”时，广东已轰轰烈烈地大搞商品经济；当经济学界正在探讨股份制到底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时，广东早已发行了它的第一张股票，继而又将“股票黑市”弄得沸沸扬扬，最后促使了中国股市的诞生；当经济学家们还在考虑市场经济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时，广东等开放地区的市场经济模式已初具规模……可以说中国十七年改革史上最辉煌的五个“三中全会”所颁布的几个历史性文献，都是政府对现实的承认和总结。而这段时期，自以为旖旎风光的经济学界，虽然几乎经常有人不断推出“经济新论”，其实做的主要研究就是一件事，那就是对这几个权威性文件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不断进行阐释和发挥。 面对此情此景，经济学界能不尴尬和困窘？ 三 和老一代经济学家比起来，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经济学研究者要幸运得多。虽然当年也要花大量精力去学习那些苏式经济理论，但毕竟“开放”还是带来不少好处：可以看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可以和国外同行进行广泛的交流。当他们意识到我国学来的“苏式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界在学术上根本无法交流以后──因为人家的经济学谈的是资源配置，谈的是投入产出，而我们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另一种套路──中国经济学界的后起之秀们就进入了一种对西方理论生吞活剥的状态，一时之间，大家争相涉猎进行定量研究的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和进行运行性研究的宏观经济学。这些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们，并没在清理苏式经济理论的残余影响上多花功夫，而是直接了当地对西方经济理论学以致用。他们当中的“上品”是对西方经济理论融会贯通，并试图将其用之于指导改革实践；“中品”则是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学院式的研究，一些纯技术的分析被他们学得有模有样；应该说，这两类经济学研究者都比较认真地翻译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介绍了一些西方经济学思想。“下品”则是东抄西拼，出了一本又一本的“ＸＸ经济学”，如旅游、第三产业、产业结构、资源、消费、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介绍等等，以拿去评职称。这类学术赝品出台的全盛时期是90年代上半叶，最集中的领域是股票、期货、债券、房地产等领域，这几大领域的“学术著作”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71d7b06925f804d2b160b4e767f5acfa0c7835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