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是汉民族中一支具有显著迁徙特征的民系。历史上，自西晋"永嘉之乱”伊始，由于北方战乱，政治斗争、人地矛盾和经商冒险等因素，中原汉人大举南迁，历尽坎坷终于在四处环山的闽粤赣三角地带形成了以客家话为表征、 以中原儒文化为核心、兼容当地民系文化成分的客家文化，客家民系也由此而成型。后来因为迁入地同样面临《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参与政治斗争的原因，加上改变窘迫的生活状态的强热愿望，客家人最终以广东梅州为基地向国内外全方位散居。研究客家人的商业文化，首先要界定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和地点。至于客家民系形成的最终地点，从20世纪30 年代的客家研究先驱罗香林先生到现代客家研究学者均得出了大体一致的研究成果，即客家民系最终在粤闽赣三省交界地区形成。而至丁客家民系最终形成的时间，至今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致共识，但是根据王洪友的研究，客家民系的形成时间约在明朝中叶,现将选择明中叶作为研究客家商业文化的起点。 一.研究客家商业文化的现实意义 传统上，一般人认为客家人“弱商”，这种看法的产生主要源自于客家人的居住地封闭狭隘以及身上厚重的中原文化，尤其是“重农抑商”现念的影响。但是，这究竟是外界强加于客家人的偏见还是客家人本身就是如此？时至今日，有必要重新解读。 一千余年的迁徙史既使客家人经受了难于想象的磨难，也培育了客家人敢为天下之先、开天辟地的拓荒精神，在今天经济全球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条件下 ，客家经济的崛起业已出现不同的局面：客家民系形成所在地经济相对落后，客家后代迁入的地区经济发达（如广东的深圳、惠州，我国台湾和新加坡地区）。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号角声中，亟须全面振兴客属地的经济，为民族经济的腾飞和祖国的和平统一发挥建设性作用。 因此，发掘客家人的商业文化，发扬客家商人的优良传统，是現代客家人激扬历史，唱响时代迫切而神圣的使命。 二.发轫：小农经济商品意识 客家人继承着中原士大夫“重本抑末”的传统，具有“重农抑商”的现念，因此在客家人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也就有了“耕读”、“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风气。 但是，客家先民之所以辗转迁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客家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承载力。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按算术级数增长，多增长的人口总要以某种方式，如战争，饥荒和瘟疫等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如果以人类整体为对象，在技术水平低下的农耕时代，“马尔萨斯陷阱”对人口增长的限制作用是很明显的。然而由于自然地理差异的原因，在某个特定时段，多增长的人口却可以通过迁移达到不被消灭的目的。客家人就是这么做的，而且效果显著。 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都是生产过程的主要投入要素，自然资料的主要特怔是数量固定和不可再生性，资本主要包括机器和原材料等投资品，劳动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投入创造的产出大小和资源的使用效率，随着粤闽赣三角地人口的膨胀，相对于可开发的耕地面积减少，短期内农业发展水平在生产技术一定的条件下进入边际报酬递减的阶段， 客家人为改变这种局面，开始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一方面，客家人通过从中原带來的农耕技术应用于山地丘陵，开发出适宜播种水稻的水田，今天在梅州境内还存在相当规模的山间梯田。另一方面，客家人通过引进新的农作物品种增加食物总量，在亚热带的丘陵地带种植甘蔗、茶叶、番薯等。其中，木材采伐业和蔗糖作坊直接促进了客家地区的生产工艺和商品交换的发展。明清时期，客家地区出现了专营木材生产、运输、交易的商人。同时，客家地区的手工业、烟草业和纺织业等也得到长足的发展。 经过客家人的开拓进取，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剩余产品的增加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当地的商品流通种类数量和速度也明显加快，商业开始活跃起来，这些条件的出现，为客家人重商主义思想的产生准备了物质基础。 三.过渡：风起云涌 在客家人与自然反动关系的实践上，“它把整个自然界一一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颠簸的迁徙之路，一方面迫使客家人强化“根”的意识——“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另一方面，厚重的阅历使客家人为了改变命运而淡化了“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更多的融入了迁徙者的忧患意识和冒险开放意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宋末抗元勤王、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等均是以客家人为领导力量和斗争主体的原因；加上客家人最后到达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以及国外以海洋文化为主的国家和地区，这样客家人的性格呈现出中原儒文化和海洋文化相互交融的特怔，梅州客家人将“梅花香自苦寒來”作为客家人的精神特质，台湾客家人则将客家人筚路蓝缕、万里迁徙、不畏千险万阻的精神浓缩为“硬颈精神”。 明清之际，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鸦片战争之后，“睁眼看世界”的思潮空前涌动，在师法西方列强的过程中，客家人很快吸收了新思想，努力探求救国富民的出路，客家人中出现了“开眼看世界笫一人”的黄遵宪、力倡“以商立国”、“商战”的郑观应和“红顶商人”张弼士等。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商业对一个国家强盛的积极作用，并以实际行动参与“商战”。清朝中叶后，客家人的重商主义思想与商业实践正式产生。 这时，客家地区的“过番”风气日盛，大量客家人为改善生活状态冒险“下南洋”,客家人的商业拓荒精神在他们开拓命运新境地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广东梅县的罗芳伯建立了印荷“兰芳共和国”，实行客家人总管的产业垄断经营模式。侨领叶亚莱开创吉隆坡，张弼士领一代南洋经济风骚，此外还涌现出诸如“橡胶大王”李莱生、“糖王”郭鹤年、黄金珠宝巨子吴德芳等客商，他们在商业领域的成就至今影响着当地，也对客家商业文化的崛起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勃兴：现代发展 客家人源于中原士大夫阶层，传承崇文重教的传统，即使来到南荒之地，他们也于围龙屋、土楼内的花厅建立私塾教育后代子孙，今天保留在梅州市内的客家围龙屋“承徳楼”就是—座长达半个世纪的客家人住所兼学堂。 知识变量的积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客家经济的走向，客家商业文化也因此受到洗礼。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长达百年的商业贸易活动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和思想的解放，客家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由“重本抑末”而"本末皆重 ，“崇商重企”思想正在客属地生根、成长。随着商业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客家人崇文重教的传统因素为现代客家商人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甚础。作为生产函数的主要变量，同时又是一种渗透性要素的企业家才能，对商业活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客家人尊重知识的精神在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和瞬息万变的经济条件下展露出新的优势，在“仁、义， 礼、智、信”经商理念基础上.形成的知识和资本，技术相结合的精神成为现代客家商业文化的新内涵。 今天，在客家人较为集中的我国台湾、香港、澳门、深圳、梅州、惠州、河源及福建、江西部分地区，东南亚的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客家商业文化融人社会经济发展大环境，焕发出全面繁荣的活力，客家商业精英为当地和祖籍国、祖籍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两岸关系趋于和平，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凝聚世界客家人的向心力，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7d7c4d1730abb68a98271fe910ef12d2bf9a9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