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森科事件及其教训 浅谈“李森科事件”及其教训 利森科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从基辅农业学院毕业后，他在一个育种站工作。1929年，李森科的父亲意外地发现，在雪地里过冬的小麦种子可以在春天播种，并在霜冻前成熟。在此基础上，李森科开发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方法。李森科夸大了他的发现是解决霜冻威胁的灵丹妙药。因此，乌克兰农业部决定成立一个专门从事春化的部门，并任命利森科负责。技术和理论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李森科对这项技术的推广并不依赖于严格的科学实验，而是依赖于夸张和欺诈。因此，他受到了诚实科学家的批评。出于政治和其他考虑，李森科坚持生物进化中获得性遗传学的概念，否认基因的存在，用拉马克和米其林的遗传学抵制主流孟德尔-摩根遗传学，并称西方遗传学家是苏联人民的敌人。前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瓦维洛夫反对利森科的观点，成为他的头号对手。 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李森科借助自己的政治地位，绕开学术借助政治手段把批评者打倒。在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李森科用自我否定的检讨，来改头换面地对学术界知识分子进行攻击，这一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李森科顺利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1935年，李森科获得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并当上了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李森科的反对者的噩运便开始了，穆勒逃脱了秘密警察的追捕，而瓦维洛夫则于1940年被捕，先是被判极刑，后又改判为20年监禁，1943年因营养不良在监狱中死去。在二战期间，锡马尔豪森、耶弗罗意蒙孙、留比晓夫等苏联生物学家对李森科进行了控诉和批判，认为李森科否定孟德尔遗传学是错误的。但是李森科在“八月会议”上再次得到斯大林的支持，苏联正统的遗传学被取缔了。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有资料说，全苏联有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中的本职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其后，又有不少人试图揭露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弄虚作假的事实和不道德的行为，但最终又因政治的干预而以失败告终。直至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李森科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垄断地位才被打破。李森科主义没有实现苏联人“面包会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们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遭到了不可救药的落伍，苏联失去了两代现代生物学家。 从表面上看，整个事件是由滥用国家权力造成的。从本质上讲，这起事件是李森科本人利用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思想形势造成的 个人目的外,科学家自身立场的摇摆不定和前苏联国内科技管理的纷乱,是李森科事件发生和兴起的根本原因。科学家应当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各抒己见。学术问题更不应被视为为政治问题，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学派；随意给科学设禁区、下禁令；不准自然科学刊物宣传不同的学术观点,不给科学家以交流学术思想的自由??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会给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灾难。通过李森科伪科学事件，我们可以获得以下经验教训。 首先，科学家应该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没有欺诈，没有夸张，没有奉承。用严格的科学实验来检验技术和理论。一个人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声望而轻信甚至奉承他未经检验的理论。作为一名科学家，他还应该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尚的学术道德，而不是为了牟利而伪造科学理论和观点。其次，要防止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干扰。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没有太大的关联，但如果人为地介入，就会导致意识形态对科学的扼杀。科学不能有任何教条主义色彩，只能是理性的。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许多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被用作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其社会功能在苏联被错位。在这一时期，国家的思想政治环境不利于科学的发展。教条主义、僵化的意识、原教旨主义以及理论与生活的分离一度猖獗。学术界被贴上了“阶级”的标签，真正的科学被扼杀，真正的科学家被赶出了科学殿堂。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权威对某一问题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区分没有真正的依据，而纯粹是出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甚至是他们的政治利益。 最后，科学要以民主为前提。没有民主的政治是残酷的，没有民主的科学是可悲的。科学与民主是分不开的，民主是科学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这个事实在历史上已经得到过无数次证明。强权左右科学研究，势必酿成暴力肢解科学的悲剧。李森科明知在学术上战胜不了自己的对手，就从政治上战胜他们。他的这一战略得到了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的怂恿和支持，最终酿成这一事件的悲痛结果。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a4e5b745bfafab069dc5022aaea998fcc22403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