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对立：鲁迅《野草》的接受史及其修正 研究鲁迅的《野草》（1927年），势必是一种修正视角下的研究。自1955年冯雪峰发表“《野草》”一文（《文艺报》第19期、20期）后，可以说，针对《野草》的“政策”曾一度趋于稳定。 《野草》是一部散文集，包括23篇文章，是鲁迅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些文章创作于1924年到1926年间，当时鲁迅正定居北京。也就是说，当时他是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进行创作的。因此，文章不仅充满斗志，表达出作者对黑暗势力的抵制与抗争，而且其中的思想和情绪也对当时的社会形势做出了回应。同时，作品中还浸润着一种阴郁感，鲜明地反映出作者思想中深刻而强烈的矛盾。这些矛盾与当时的时代氛围紧密相关，而且也揭示出作者对之前的时代那充满矛盾的世界观。此外，《野草》还收录了几篇晦涩的文章，这同样也是由于时代环境的缘故。在1931年出版的英文版《野草》序言中，鲁迅指出：“由于当时无法直言不讳，所以我的表达异常含混。”[1] 1955年后，中国对《野草》的研究逐渐兴起。1981年后，重要的研究论文和书籍大量出现。在本文中，我将聚焦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探讨该时期中国学者在《野草》接受过程中多种大相径庭的解读，并将冯雪峰的文章视作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该文引发了学者和大众对于《野草》的研究和讨论，至今依然堪称《野草》研究的重要文献。 鲁迅的这24篇散文（包括序言部分）创作于1924年9月到1926年4月期间。在此期间，政治事件接连不断，将五四运动的革命者和改良者区分开来，同时也令鲁迅与其弟周作人分道扬镳。1924年11月，鲁迅、孙伏园、冯雪峰创办了《语丝》，这是一本涉及政治领域的非正式社会评论刊物，《野草》中的散文都在此刊首发。1928年春，也就是在《野草》一书出版数月后，激进左派开始批评鲁迅落后于时代，并将《野草》视为鲁迅完全缺乏革命信仰的具体佐证。这不仅表明了鲁迅似乎想要抛弃纯文学创作，还定下了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被左翼人士（除了冯雪峰等少数支持者之外）边缘化的基调。 从这一角度看，《野草》似乎成为鲁迅艺术创作的终结。 他的批评者和支持者一致赞同该书不仅是鲁迅文化哲学的结晶，而且还涵盖了现代中国人的困境、语言的局限性以及 斗争的无效性和不可避免性。然而，对于激进左派来说，如果说《野草》是深刻的，也仅仅因为它反映出鲁迅对他们所贬斥的“个人主义”的某种认可。在《野草》问世后不久，钱杏邨就于1928年2月发表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只讨论了《呐喊》《彷徨》和《野草》。这一事件证明了《野草》的出版启发了钱杏邨。似乎当文学界正翘首企盼鲁迅的下次激进文学时，却遭遇了《野草》而感到失望。[2] 此外，从更深的层面来说，之所以无人从其他新视角解读《野草》，是因为鲁迅被奉为激进革命的先驱者[3]。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多次将鲁迅塑造成一位中国近代传统文化荒野中的预言家，认为他为革命扫清了道路，并给读者带来了社会主义的曙光。这在鲁迅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例如他笔下的狂人在古书中读到了“吃人”，但此类作品却不像《野草》一样富有含混的张力。然而，含混却是中国文化之美，加上大量的注解，就像一部现代版的《诗经》。因此，《野草》一直被读者广为传播，悉心研究，顺理成章地证明了鲁迅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政治悲剧和暴力时陷入了消沉，将文中的讽刺意味和政治批判故意又巧妙地埋葬在噩梦般的黑暗中，以避免政府审查时所带来的麻烦。表面看来，也许阐释的政治色彩并不强烈，但实际上，对绝望与希望、行动与等待的深刻哲学思考却隐含着更重要的内容，即鲁迅在第一次统一战线失败之前，对民族主义政权进行的控诉。所以，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中不加限制地批判鲁迅则显得有失偏颇。 与此同时，有些用英语研究鲁迅的学者们从一开始就发现了这本小集子所具有的艺术美和深刻的思想性，例如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甚至在文学研究领域之外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也在其著作《天安门》中讨论了鲁迅作品中强烈的诗意想象。通过这些著作，美国学者开始了解鲁迅这位极度绝望的波德莱尔式作家。然而据我们所知，这一看法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主流见解有所不同。直至改革开放（1978年）后不久，重读鲁迅成为了关注的热点。 1928年，钱杏邨比较迅速地对《野草》做出反应，他的解读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经过历史性的梳理，我们发现当时对《野草》的解读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然而，钱杏邨对鲁迅的批判令人如此震惊，以至于人们马上会质疑他的文章是否表现出一种近似不屑的焦虑，同时还会质疑当存在持有不同观点的其他文章时，它是否真的具有影响力。 我撰写本文的目的，是为了探讨中国早期读者对《野草》的接受状况，包括以下几个问题：是否有人曾像以前的两代西方学者那样，由于该散文集中弥漫的诗意美及语言试验 而对其赞赏有加呢？早期的评论家是否曾注意到鲁迅在散文中常用的形式元素，又为其赋予了哪些意义？左翼评论家对《野草》的抨击始于何时，其发展路径又如何，他们的批评具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历史意义？最后，就像刘大杰在1928年指出，《野草》是否离开了《呐喊》和《彷徨》，成为从社会现实主义到象征主义的转折点？ 1979年11月，大型的鲁迅研究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成果之一就是启动了一个项目，即收集自鲁迅步入文坛以来所有与其相关的重要著作。1981年适逢鲁迅诞辰100周年，李宗英和张梦阳主编的《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集》出版。[4]在众多与《野草》有关的文章中，最详细的阐释是冯雪峰在1955年在《文艺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野草》。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年（1982年）就出现了一批研究《野草》的专著，包括孙玉石的《〈野草〉研究》，从而前所未有的开始了一股关注该散文集的潮流。[5]作为1981年鲁迅研究论文集的编者之一，张梦阳出版了一部长达三卷的《中国鲁迅学通史》（20XX年），并使用了近170页的篇幅专门讨论《野草》，为重现早期的《野草》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7fd56feb7175a417866fb84ae45c3b3566ecddf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