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四下《秉笔直书》相关文字资料和司马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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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笔直书 中国历史上，皇帝的权力一向至高无上，但有一种官员每天跟随在皇帝身边，随时记录皇帝的言行与得失，皇帝却不能随便阅读这些记录的内容。这种官员就是史官。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史官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记录和编撰历史。为了完成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有时史官要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但他们不屈不挠、秉笔直书，为后世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据《春秋?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春秋时期，齐国大臣崔抒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死齐庄公，自己做了国相。对此，齐国太史记道：“崔抒弑其君”。崔抒不愿意留下弑君的恶名，下令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接任太史，仍然写道“崔抒弑其君”，又被杀了。太史的二弟继任，还是这样写“崔抒弑其君”，又遭杀戮。太史的三弟继续担任太史，仍旧这样写：“崔抒弑其君”。崔抒颤栗了，他想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只好作罢。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惟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带上写有“崔抒弑其君”的竹简向宫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就回去了。齐南史的不畏强暴，秉笔直书，几千年来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官的典范。 与这几位正直的史官相比，西汉的司马迁毫不逊色，他不但秉承了“秉笔直书”的实录传统，而且忍辱负重，发愤著书，为后世留下一部辉煌而浩大的历史著作，不愧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司马迁出生在西汉一个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在京城长安担任太史令，他是一位学问渊博、目光远大的史官，立志要编写一部宏伟的历史巨著。在父亲的熏陶下，司马迁从小就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10岁开始跟随两位博学的高师孔安国和董仲舒学习古代典籍。20岁时，司马迁从京城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他考察历史遗迹，采集传说故事，凭吊古代先贤。在会稽（今浙江绍兴），他探访大禹的遗址；在沅、湘水滨，他凭吊诗人屈原；在鲁国，他拜谒孔子的庙堂……通过这次漫游，司马迁掌握了编写史书的大量第一手资料。 司马迁35岁的时候，父亲在洛阳一病不起，临终前拉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辈是周朝的史官，已成累世家学。后来咱们家一度衰落。你如果能再做太史令，那就可以完成编订史书的大业……”司马迁泪流满面，低着头对父亲说：“儿虽然不成材，但一定能继承先辈的事业。”不久，司马谈就去世了。 三年后，司马迁果然继承父职，做了太史令。朝廷上，他一丝不苟，详细记录下君王朝臣的一言一行，严格履行着史官的职责。私底下，他却时时牢记父亲的遗愿，决心写一部贯穿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巨著。司马迁废寝忘食，刻苦攻读藏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开始着手撰写《史记》。 正当司马迁雄心勃勃撰写史书的时候，不想祸从天降。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辩解的话，不想触怒了汉武帝，把他投下大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并判处司马迁“诬上罪”，处以死刑。按照汉代的规定，判为死刑的人有三种选择：第一，伏法受诛，就是等着被处决；第二，以钱赎命，就是交出来五十万，可以免死；第三，接受宫刑。当时，司马迁俸禄不多，拿不出这么多钱赎买自己。接受宫刑，是最耻辱的一种选择。但是如果接受死刑，那么多年的心血就要付之东流，父亲的遗愿也就无法实现。司马迁在绝望中只好选择接受宫刑。宫刑，既是对身体，更是对人的精神的极大摧残。受到这样的奇耻大辱，司马迁悲愤欲绝，几次想要自杀。但是，想起父亲的临终嘱托，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只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司马迁在狱中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望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司马迁遇赦出狱，这时候已经五十岁。喜怒无常的汉武帝又召司马迁入宫做中书令。*佞小人群起而嘲笑司马迁，朋友们知道后纷纷劝阻司马迁入宫。可司马迁说：“不进宫怎知宫廷秘史？不和帝王将相打交道，怎知他们灵魂善恶？我不应诏，史书又怎么写？”司马迁入宫做了太史令。他每天都忍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报任安书》），而在私底下，司马迁却忍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废寝忘食地写作《史记》。 司马迁很清楚，这本实记实录的《史记》，必然会遭到汉武帝的毁灭。完稿后，他就同时准备了三份。一份是手稿，后来汉武帝追查，他便将手稿呈交上去。果然不出所料，手稿被汉武帝当众烧毁了。第二份是副稿，由才智出众的女儿司马英抄写，以便“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第三份是腹稿，他每写一篇，都让外甥杨恽（司马英的儿子）学懂背熟，牢记于心，以确保《史记》能够传给后人。祖孙三代，就这样继承祖辈写史大业，苦心孤诣，精心保存，才让这部不朽的著作流传下来。 经过前后十六年的时间，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究天人之际，通古 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终于实现了父亲的遗愿，写成了《史记》这部伟大的纪传体通史。 在历史上，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中国史官的厄运由来已久。司马迁忠言直谏，横遭劫难。司马迁去世500年后，北魏时期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崔浩《国书》血案。崔浩因为直书国史，惨遭杀害，许多无辜者也横遭屠戮，这次血案共杀死2000余人。就在不远的清朝，也曾发生过一件惨绝人寰的“庄氏史案”。庄氏虽非史家，却因私撰史书被清廷判罪，全家被满门抄斩，已经死了的也被掘墓戮尸，除此以外，凡是与此书有涉的人，包括作序者、校阅者、资助者，就连刻字、印书、卖书、买书、藏书、读此书者都一并处死，有人根据祸及700家的记载推算，认为被屠杀的至少在1000人左右。中国史官的厄难，给人们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心理阴影。清初诗人陈恭尹有诗云：才生文字即风波，鬼哭虽然吏亦歌。三尺龙泉方寸印，不知谁较杀人多。 历史还是公正的。那些随意掩盖罪恶、粉饰历史的，反倒曝光在历史的青天白日下，把自己涂抹得一团漆黑。一向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却也因为恣意草菅人命，在历史上留下极不光彩的一页。因为司马迁，因为李陵，更因为无数屈死的冤魂，他将难以逃脱历史的审判。 因为种种原因，历史充满了无数的眩惑，随着时过境迁，更是迷雾重重。但是因为有了这些不畏权贵、秉笔直书的史官，才让后人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还原历史的本色。“晋之董狐，书法不隐”，“齐之南史，直书崔弑”。他们代表着公正，传承着人类的良知，他们用整个生命书写历史，用血肉之躯维护着历史的真实。 统治者疯狂的杀戮和残忍的刑罚并没有彻底阻断真理的声音。透过一场场血雨腥风，我们仍然能够窥见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许有些模糊，有些支离，但让后人总结成败得失，辨别善恶忠，以史为镜，鉴往知来，足矣！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08600bd168884868662d6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