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宗封事读后感 这篇文章是胡铨在绍兴八年(1138)写给南宋高宗的一篇极其著名的奏疏。绍兴七年，金人废掉了傀儡皇帝刘豫，即以被掳的人质，北宋的皇帝和太后为要挟，以当“儿皇帝”为条件，诱使南宋向金国投降。宋高宗贪图苟且偷安，违反民意，派卖国贼秦桧主持和议，接受向金称臣纳贡的条件。绍兴八年，金人以“诏谕江南”为名派遣使臣到南宋，要宋高宗拜接“国书”，这对南宋政权是个莫大的侮辱。当时朝野震动，群情激愤，但朝廷大臣摄于秦桧权势，无人敢言。胡铨以大无畏的精神，拍案而起，给宋高宗写了这篇“封事”，痛斥秦桧、王伦、孙近投降卖国、甘心事仇的罪恶，揭露其对内榨取民脂民膏，对外屈辱求和、认贼为父的可耻行径。整篇文章充满了浩然正气和强烈的爱国精神，大长国人志气，以致“金虏闻之，募其书千金、君臣夺气”(杨万里《胡忠简公文集序》)。此篇文章能流传千古，自有其独到之处。 首先，它体现了一种浩然正气。胡铨作为枢密院一位编修官，位不过七品，他既无岳飞、韩世忠那种金戈铁马、纵横疆场的雄风，也无张浚、赵鼎那种身居高位、参知国政的权势，仅依“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热情，敢于犯颜直谏，把生死置之度外，实是可敬可佩。一介书生，能站在民族立场上，大义凛然，直言“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秦桧、孙近亦可斩也”，“义不与桧等共戴天”，“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说出了众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则充分体现了作者“死谏”的决心，是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的高度表现。胡铨所代表的，正是“为民请命”“舍身取义”的那种代表中华民族的脊梁的人。 其次，文章义正辞严，有理有据，层层剖析，处处击中要害，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本文自始至终充满着浓烈的斗争精神。开头就迎面痛击议和使臣王伦是“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矛头直指上层投降派。紧接着对投降派提出的“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的谬论进行驳斥，指出这样一来，除了加重百姓负担，削弱国力以外，其结果只能是“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然后对当前形势进行客观的分析，指出“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当时尚不忍北面臣敌”，如今已是“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比起当年的危急形势好上了千百倍，何况宋军连获大胜，怎么能够乘胜而屈膝呢，应坚决抗战。最后进一步提出“(王)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才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应该斩首，使“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这才是国家复振的惟一道路。充分体现了作者卓越的政治见识，说明外部敌人并不可怕，最危险的敌人是内部的叛臣卖国贼，击中了敌人的要害。这一精辟的议论，使内外敌人胆寒，使金人“自是不敢南顾，二十有四年”(《四朝名臣言行录·胡铨条》)，其文分量之重可见一斑。 其三，文章语言犀利，增强了表达效果。它以犀利的语言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当时上疏反对议和的大臣虽然有人，但敢于指名道姓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427b1d19a8fcc22bcd126fff705cc1755275f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