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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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述评 作者：张晓勇 来源：《文学教育》 2013年第24期 内容摘要：《定西孤儿院纪事》通过饥饿亲历者的讲述，在叙事话语层面彰显了饥饿叙事的伦理意义、救赎探寻、政治隐喻、荒诞象征以及细节能量。在饥饿叙事中杨显惠抑制了以往对伦理道德、人性和政治意图共同合谋所制造的惨烈恶行的揭露，他把目光投向人类生存的普遍困境，采用“个体叙述”来“质询”历史，“质询”人性，把判断留给了读者。 关键词：饥饿叙事 伦理意义 叙事隐喻 细节 饥饿叙事就是以叙述在饥饿背景下人的生活故事为主线，以细节重新展示历史的底层，还原历史真相，在叙事中彰显被各种话语遮蔽的意义。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通过饥饿亲历者的讲述，在叙事话语层面彰显了饥饿叙事的伦理意义、救赎探寻、政治隐喻、荒诞象征以及细节能量。 一.饥饿叙事的伦理意义 饥饿叙事往往提供了一个伦理反应与交流的语境，在叙事中人物的立场、读者的反应、隐含作者的声音形成一个对话场。饥饿叙事在重温伦理意义、构建道德对话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似乎在叙事话语方面更具备这种素质。 饥饿使亲人一个一个地倒下，饥饿也让一些人发狂发疯，作为头等大事的饥饿，是一条试金石，一面照妖镜，人在饥饿面前该如何应对？如何通过最后的检测？饥饿要迫使你露出本性，放出心魔。要使你低下高昂的头颅，要剥夺你做人的尊严与爱心，要将你改造成眼露凶光的吃人贼、魔鬼，低头哈腰的叭儿狗，总之要迫使人失去为人的东西。1958——1960年的饥荒遍及全国，在定西、会宁地区尤甚。三千万人的生命，那层层叠叠的白骨，有多少故事被湮没。一个叫黑石头的村子（《黑石头》），“我”作为亲历者叙述了周围的人是如何一个个被饿死。叙述者以一种迷茫和恐慌的眼光面对周围的人事。她困惑不解、苦不堪言。饥饿使一些人走上万劫不复的失去人性的道路，比如扣儿娘，吃了扣儿的弟弟，又吃了扣儿，还跑到我家，“想把我们娘母子打死，吃肉哩。”饥饿同样使另一些人亮出人性的底牌，这里面有温情、亲情、善良、爱情，坚持、信念、希望，他们珍藏着这些，相互扶持，以爱与希望击退了饥饿所释放出来的恶魔，这是多么令人感慨而含泪的映照。饥饿的考验锻造出人世间坚贞的情意、善良的愿望、真诚美好勇毅的人性，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黑石头》作为纪事系列的第一篇，也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那个年代的“吃食”：谷衣、苜蓿根、麦衣和荞皮、草木灰……“谷衣和草根吃下去排不出来，就是现在说的梗阻，我娘就拿筷子给我掏粪蛋蛋，也给奶奶掏。”“痛得我杀猪一样叫，血把我娘的手都染红了。”这些酷烈的文字在拥有华丽的食文化的民族史上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一笔。 二.饥饿叙事的救赎探寻 饥饿叙事不是一个个苦情故事的展示，也不是模式化的重复，显然作者在这方面是有踏实的准备。在纪事之三《姐姐》里，就给我们讲述了一位在善恶之间的精神救赎者的故事。姐姐是高贵的、宽容的、慈祥的、勇敢的。她带着我和二姐一路讨要，坚强、忍耐、勇于承担，她是我的精神守护神；她似圣母，是爱的源泉。姐姐是亲切的、伟大的，有坚强的韧性，她是苦难生命的引路人与救赎神。姐姐作为精神的神性圣洁站立在民族命运的喧嚣道路上，而与她相对的族群和个体却是那么卑鄙、无耻、残忍。搜查队如狼似虎的行径显然是政治意图的伦理反映，这是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对群体的改造，人悲哀地沦为政治动物，并且狂热而虚假地借助政治理想去残害同类。《姐姐》的故事是一个翻阅和检视民族命运的过程，那一路上陈列着千差万别的个体精神和群体意识。饥饿作为降临人间的邪恶撒旦，逼迫每一个人或群体做出选择。 三.饥饿叙事的政治隐喻 《打倒“恶霸”》是一篇典型的包含朴素哲理的故事，它给我们展示了权力委托的风险。饥饿使人的自然本性显露出来。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在这里上演。强者可以征服别人、“剥削”别人，当“恶霸”，多吃馍。这种生存法则不论是在达尔文那里，还是在世俗的生活秩序里，都有似乎无可置疑的市场。被剥削被压迫的弱者以及那些理想主义者一直在努力突破这一秩序，他们期望建立平等、民主、契约的社会模式，从而确立个体的尊严。但这一过程存在危险性。当弱者把他们的权利委托给能代表其利益的人或群体时，他们有可能遭遇权力被利用而产生的恶果。历史上无数事件也多次验证权力委托的巨大风险。故事中屈孝仁是孤儿中的第一个“恶霸”，他“岁数最大”、“身体壮实”，强要孤儿们的馍馍，“吃馍时都要给他掐一疙瘩，不给就打哩”。王汉元率领孤儿们打了屈孝仁，分吃了他的馍馍。王汉元成为孩子们中间的英雄，每个人在吃饭的时候还给王汉元掐一疙瘩馍馍。但王汉元欲望的无限膨胀让我们看到一个新“恶霸”的成长。他由理所当然接受革命成果到强打硬要，最后放高利贷。对曾经的好朋友也毫不留情，完全成为一个“恶霸”，最后在“我”的带领下，大家“打倒”了王汉元，斗“地主”，斗“恶霸”，令人忍俊不禁的“革命”行为在孤儿们中间上演，这种幼稚的表现轻松地完成了对历史的解析与嘲讽。 《打倒“恶霸”》建立了三层故事的开放与循环模式。屈孝仁是第一层“恶霸”的故事；王汉元是第二个层面的“恶霸”故事，他率领孤儿们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由依靠群众到最后脱离群众，成为“人民公敌”，成为新“恶霸”；“我”是第三个层面的故事，“我”代表“民意”，以武力推翻“恶霸”王汉元。令人困惑的是前两个打倒“恶霸”的故事是完整的，而第三个层面“我”的故事是不完整的。打倒“恶霸”之后，“我”会不会被公推为新的盟主，从而成为掌权者，成长为新的“恶霸”？如果“我”放弃成为“恶霸”的机会，那么新的权力真空将由谁来填补呢？显然第三个层面的故事是隐含更深的作者与叙述者与读者交流的信息平台。“打倒恶霸”的隐喻意义在这个层面上持续。 四.饥饿叙事的荒诞象征 “黑眼睛”，一个只有三岁的孤儿，在疾病、痛苦、死亡面前扑闪着又大又黑的黑眼睛。她似乎具有超常的忍耐力，哥哥死了，父母也死了，在死亡面前，她的眼睛里流露出多么大的遗憾和不解，充满了生的渴望。即使死亡真正夺取了她的生命，但那双大大的黑眼睛始终没法合上，使人不忍卒视。这一双纯真稚气的黑眼睛怎么能够看透这个世界的不幸和痛苦呢？这一双黑眼睛的正视会使任何有良知的人惊悚和不安，让每一个生者不敢和她对视。 《算账》是一篇荒诞的黑色幽默故事。一个孤儿，娘死了，哥哥死了，父亲也死了。后娘拉扯他，但在困难的日子里，后娘也无能为力，最后他辗转进了孤儿院。但幼小的心灵里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后娘。后娘家里也有两个小孩，饿得实在要命，后娘就做主卖了房子。事隔多年，这个年轻人把一笔又一笔的账记在后娘的头上，他要等长大了，等有一天去和后娘“算账”。但当饥饿过去，真正面对“算账”的对象，却又潸然泪下。“我就说，我把你的姑娘领走，你也跟我走吧。我们两个养你一个人，你再不要苦了。”苦命的人去找苦命的人算账，这是多么幽默滑稽令人心酸的结局啊。同样是受害者，同样是不幸的个体，怎么去算这个账？又怎能算得清？而那个真正应当承担责任的主体是缺席的，所以“算账”注定是一群受害者之间的可笑较量。 五.饥饿叙事的细节能量 《顶针》讲述了一个孤儿仅凭着一枚小小的顶针认出来在路边已经死去风化的娘的遗骸。多么神秘而令人惶惑的巧遇。一枚小小的顶针揭穿了一段凄惨的故事，又一次使生命在细节中凝固、回叙、重温。面对这样的“传统”叙事，我们是应该惊叹于细节震撼呢，还是应该慑服于生命的细微与轻扬？《院长与家长》那压抑的、疲惫的、辛酸的哭声犹在耳畔，挥之不去。《蔓蔓》，坚韧生命的一个细节！像小草的茎蔓，在石隙中爬行，在贫瘠中艰难寻找依靠，曲曲折折，柔韧不绝，把生命坚持到最后一息。这种不能被打败的精神历来受到崇敬。所以蔓蔓必然会获取人们的肃然敬仰与同情。与孔乙己坐着走路不同的是孔乙己在精神上是萎顿的，那挣扎着的坐行给人一种苟延残喘的悲哀，引不起同情。但蔓蔓对生命的抗争显然又是另一种状况。 现实主义叙事的细节往往有力地戳穿了现实，通过自身的狰狞与糙砺去复现更深的真实意味。细节是伟大的，意味是深刻的，但即使再伟大的艺术也使我们很难磨灭对生命的敬畏。当伟大的艺术反衬了卑微的生命，我们不禁怀疑，是谁依赖谁而存活？ 在饥饿叙事中杨显惠抑制了以往对道德、人性和社会伦理与政治意图共同合谋所制造的惨烈恶行的揭露，他把目光投向人类生存的普遍困境，善良温情与罪恶并存。杨显惠没有通过“重写”来“颠覆”历史，而是采用“个体叙述”来“质询”历史，“质询”人性，把判断留给了读者。 （作者单位：陇东学院文学院）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7cb0c33b34e852458fb770bf78a6529657d35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