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邓稼先相处的一天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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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邓稼先相处的一天作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北京。

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我和老邓刚下飞机,就钻进一辆吉普车。你如果要问我们从哪里来,抱歉,这不能说。

“老邓”是我们的头儿,真实姓名—邓稼先。你没听过?当然,这个名字消失了十几年,连同那个从美国普渡大学拿了博士学位的青年才俊“人间蒸发”。

我不知道十几年前,老邓是怎样和他的贤淑善良的妻子—他念念不忘的“希希”(许鹿希)辞别的。我想,他也许只能用“不知道”“不能说”来回应美丽妻子的每一个疑问吧。

我和老邓坐在吉普车后排,副驾驶坐着一个精干的小伙子,正在指挥司机,为他导航。老邓今天特意换上一身干净的灰色中山装,精神饱满、目光有神,仔细察看车窗外的街道,似乎在寻找什么。

“老邓,就要回家了,有些小激动吧。”我半开玩笑地问。

“我怕希希—她认不出我来,怕典典和志平不理我。”老邓声音和缓,我从中听出了他内心的渴望,还有歉疚和不安。

车拐进一个砖墙围着的大院,停在一幢红砖房楼下。我下了车,帮老邓开门。老邓整理衣服,在反光镜照了一下,拿上文件包,还有一袋糖。

到楼门口,我停了下来,说:“老邓,我不进去了。周总理这次安排您回北京,特意嘱咐回家看看,下午还有接待任务,我不去添乱了。”

我宁愿独自在这院子里,寻找第一次见到老邓一家人的那座小亭子。我不愿意去打扰,一家人阔别十年之后的短暂团聚。

我要是有超能力,一定让时间暂停,让他们—老邓和希希、典典和志平—多说几句话,多些欢笑、惊喜,或是亲人相见的热泪。

时间、最无情。

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到了,老邓准时出门,他们招招手,说再见。 对许鹿希来说,老邓回家,仿佛从天上掉下来一样;老邓辞行,仿佛一阵风,无影无踪。

这一次回北京,总理亲自安排。老邓的任务,是陪总理会见一位重要客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


作为随行人员,下午和晚上的会见我没在现场。但两个细节,老邓亲口和我讲述,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杨振宁问邓稼先:“听说中国研制原子弹、氢弹,有美国人的参与?”邓稼先请示周恩来后告诉杨振宁:是我们中国人独立自主做成的!

杨振宁问邓稼先:“研制原子弹、氢弹,国家给了多少奖金?”邓稼先淡定地伸出两个手指头,轻轻地说:“二十元。原子弹十元,氢弹十元。”

若干年后,“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事迹才得以公开。作为曾和老邓生活过的亲历者,我写了几篇文章,其中有:《有一种爱情,叫国家机密》、《和老邓一起莫谈名与利》、《英雄大爱国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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