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学贡献 摘要：司马迁被中国历代史家尊为“史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历史文化名人”。他对中国史学有开创性的贡献：一是创立了以纪传体为主要标志的“五体”体制；二是“究天人之际”，构建了他的历史哲学思想体系；三是“通古今之变”，阐发了他对治乱兴亡历史规律的卓越见解；四是“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体大思精、彪炳千秋的“名山”事业，无愧“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史学；贡献 余秋雨先生在谈到司马迁的贡献时说：“他以自己破残的生命，换来了一个民族完整的历史；他以自己难言的委屈，换来了千万民众宏伟的记忆；他以自己莫名的耻辱，换来了华夏文化无比的尊严。”人以文名——司马迁是因为《史记》而彪炳千秋的! 在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体系中，至今绵延未绝的只有中华文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之所以成为硕果仅存的“有字”的历史，司马迁实在具有开创之功、奠基之功，功莫大焉。 一、创“五体”体制 《史记》作为完整的中国《二十四史》之首，其开创性、奠基性功绩，首先在于它建立了一种中国严肃史书的独特体制，这就是以纪传体为主要标志的“五体”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余秋雨称司马迁为《二十四史》的“设计者”和“总策划”。 所谓“五体”，即：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何谓“本纪”?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络万物，论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又说：“盖纪之为体者，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即是说，“本纪”是效《春秋》编年之体，记载国家大事、国君言行的一种专用文体，称谓尊贵；“上记轩辕，下至于兹(汉武帝)”，共十二篇，为全书纲领。何谓“表”?东汉学者郑玄说：“表，明也。谓事微而不著，须表明也，故言表也。”清赵翼则言之尤详：“《史记》作十表，仿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人，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为立传，此外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予表载之，作史体裁，莫大于是。”是说“表”为纪、传补充，使“无功”可载者不致遗漏；亦是“体裁”创新。“十表”分世表、年表、月表三种形式，略古详今，勾勒历史发展线索，记载历史大事和王侯将相世系，将错综复杂的内容纳于尺幅之中。何谓“书”?司马贞说：“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赵翼说：“八书乃迁所创，以纪朝章国典。”《史记》所创撰的“八书”，简述了从古至今社会经济、文化、礼法制度等各方面的沿革、变化，实际上是分门别类的文化制度史。何谓“世家”?刘知几说：“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是说“世家” 记录的是诸侯列国的历史，叙其代表人物传代家世，编年纪事；为了有别于天子等第，故名“世家”。共三十篇。何谓“列传”?司马贞说：“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赵翼说：“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之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19’实际上，《史记》的七十列传分三类：一人一传的“专传”；两人以上并传的“合传”；以某一事类、某一族群名传的“类传”。所写人物有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循吏、儒士、酷吏、游侠、刺客、名医、日者(即占卜的人)、龟策(用龟甲和蓍草占卜的人)、商人等，还有关于朝鲜、匈奴、南越、东越、西南等非汉民族的历史记载。堪称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通史。 总之，司马迁借鉴《春秋》，创制新体，义例有别，自成系统。五体分观，各具内涵、面目，互不柢牾；合而观之，内容交叉、互补，丰富圆融。晋人张辅赞其“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赵翼称《史记》为“全史”，并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高哉斯言，善哉斯言，太史公可当之而无愧! 二、“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他穷毕生心血所著的《史记》有三句自视甚高的评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是解读《史记》丰富内涵、解码司马迁史学价值的一把总钥匙。 所谓“究天人之际”，即是探讨天人关系，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终极性理论依据，表明司马迁的哲学观念、哲学思想。 天人关系，是古代社会上层建筑领域一个关系至大的问题。“天道”支配“人事”，“人事”顺应“天道”，这是绝对的官方哲学观念，也是维护历代统治阶级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殷周时代，宗教神学主宰上层建筑，“天”的权力至高无上。殷把至上神与祖先神合而为一，认为天帝即其祖先。殷纣王行将亡国时还妄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史记·殷本纪》)相信有天命庇护，不会亡国。司马迁于此即语含讥讽。殷商的一朝覆亡给天命观以当头棒喝，于是，“天命靡常”的观念产生了。《左传》中就有“吉凶由人”、“天道远，人道迩”的无神论思想出现。战国末年的荀子甚至提出“人定胜天”(《天论》)的观点。当然，思想的演进不会是线性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秦皇、汉武，都是有大作为的一代雄主，但同时也都是痴醉于天意的大迷信家。汉武帝时代，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统治，也为了实现他的“多欲”之梦，一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方面，大倡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他一生封禅、祠祭不断，崇信李少君等方士长生不老之术，屡屡上当而不悟。 生逢其时的司马迁，自然难以免“俗”。综观其在《史记》中体现的“天人”思想，既有唯物主义的进步性一面，也有唯心主义的局限性一面。 司马迁在《史记》中使用“天”这一概念，其含义大致有四：一是自然之天；二是天帝的代称；三是天命神道的代称；四是义理之天，强调天与德的同一性。 这里所说的“天”，主要是后两种指涵。 从唯物主义史观角度考察，司马迁“天人”思想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他能把自然现象与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区别开来。在《太史公自序》中，他承认宇宙是物质的，“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其所云“混混冥冥”，即“气”，其原始状态是物质性的。同时，他对人的生命本质、精神与肉体的关系，也有唯物主义的解释：“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他还批评阴阳家把四时、节气的自然变换绝对化，“使人拘而多畏”，认为应顺从“天道之大经”、“四时之大顺”；并大胆指出“星气之书，多杂视不祥，不经”。此外，任继愈先生在《司马迁的哲学思想》一文中说：司马迁在天文学方面的科学知识是丰富的，“他具体而精密地观察了天象、星座的位置，从而说明天象运行并不是什么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d7bd01baa114431b90d6c85ec3a87c240288a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