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单位对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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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与单位组织特点相关文献述评 13145016 杨哲 单位制是1956～1978年间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主导体制，其形成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实践基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单位既是一种统治制度，也是一种社会结构。 曹锦清、陈中亚在《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一书中，提出单位的成因如下：首先，所有单位内部都设立党的组织机构，具有明显的党政合一的特点，这与“支部建在连上”这一政治传统有关；其次，从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上来讲，单位制的形成还与我国传统的村落文化有关；再次，单位这种组织形式并不是从社会内部自发形成的，而是通过政权力量人为的组织起来，并依靠行政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加强的；最后，从根本上说，单位制度是与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单位组织是适应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1]。 一、单位的定义： 单位研究者通常认为，城市中居于再分配体制中心的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单位属于典型的单位，农村基层组织具有某种单位的特点，而那些非国有单位则不属于单位的范畴(李猛等，2000；路风，1989；刘建军，2000：41—43)。在相关研究中，“单位”和“单位组织”更多是指涉一种组织形式。以科层制为基础、“联合起来完成特定目标”的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和显著特点。而“单位”概念所揭示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单位或单位组织的概念着眼于组织的特点、内部关系结构和行为。 李猛等人认为，“单位”是一种德治性再分配体制内的制度化组织，其制度化的基础在于：国家成为组织所需资源的惟一或主要提供者，组织领导者完全取决于等级体制中的上级的决定，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分离，以及单位成员的永久性就业。在单位组织中，人们对幕后活动空间的认识，以及在其间追求自己利益的行动能力，就是权力[2](李猛等，2000)。 而王沪宁和刘建军在研究中更加强调单位制度对于社会调控、社会控制的意义。王沪宁把单位定义为中国城市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调控形式,即基本的社会调控单位和资源分配单位[3]。刘建军则指出,单位是社会调控体系中以实现社会整合和扩充社会资源总量为目的的制度化组织形式,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联络点[4]。 计划经济时代，单位身份的主要作用就是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的行为具有合法性，有了合法性就有了相互信任的基础。再者，单位也给与了人们在社会上行为的资格，比如提供社会福利，解决社会就业等。改革开放以来，由国家统一集中管理、占有和分配各种资源的体制格局已经打破，单位对国家和上级单位的依赖性在不断的弱化[5]（李汉林，2004：91）。具体来说，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单位制发生了如下重大变化：第一，单位与其成员经济关系的变化，这是单位制变化的基础；第二，单位制从对其成员全方位的控制，转变为只是对其成员职业活动的控制；第三，人们的社会生活开始从单位内转移到单位外；第四，单位从涵盖城市中的大部分人口变为仅能涵盖城市中的一部分人口；第五，单位的变迁中，同时出现了弱化和强化的两种趋势[6]（孙立平， 2004：39）。 路风认为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出发,可以将整个社会的运转不得不依靠单位组织形式的结构定义为“单位体制”。这个体制的基本内容是：一切微观社会组织都是单位,控制和调节整个社会运转的中枢系统由与党的组织系统密切结合的行政组织构成[7]。李路路则认为单位是国家分配社会资源和实现社会控制的方式[8]。杨晓民认为单位制度是一种为了管理公有体制内人员而设立的组织形式，它是构成单位社会所有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9]。于显洋认为单位特指工厂、商店、学校和机关事业和企业[10]。 由于国内相关学者们并没有对单位达成一个比较统一的定义，各个学者都倾向于从自己的理解角度来解释单位，一方面丰富了单位的解释内涵，另一方面也给后来研究者带来一定程度上的麻烦。后来学者研究单位组织的时候既可以参照原有单位制之解释，亦可以从中启发对其从新的角度进行另类解释。 二、单位的特点： 路风认为单位的特点是(1)功能合一性，单位同时具有政治、经济、社会的功能；(2)生产要素之间的非契约关系；(3)资源不可流动性[11]。李猛认为特点是(1)信息不对称，主要指单位与上级之间；(2)单位内各种活动的仪式性色彩。表面上“神圣不可逾越”和在单位内广泛存在的各种仪式性规则之外的空白和缺陷；(3)再分配是一种德治性再分配体制，品德和政治觉悟是首要原则；(4)单位成员有很大的“幕后”活动空间。他们利用社会关系在幕后活动，以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源[12]。李培林认为单位的特点是(1)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行政属性；(2)是功能的泛化；(3)是资源的非流动性；(4)是成员利益的非[13]。杨晓民则认为单位的基本特征是:1.行政化（科层同构、非契约化、单位身份）；2.功能的复合性[14]。于显洋认为单位制的特点是(1)在人际交往方面强烈的私人关系；(2)在工作上努力最小化，即“磨洋工”；(3)在权威规则面前盲目服从；(4)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5)生活目标上追求身份[15]。 李汉林则认为党政不分、政社不分、社企不分的单位组织的主要特点是半封闭性、对政府的全盘依赖和功能的多元化[16]。李路路和王奋宇则认为从制度化结构层面来看，传统体制下，单位制不仅仅是组织化的政治控制手段，也不仅是分配社会资源的制度，其本身就是整个社会控制结构的一个组成部[17]。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者倾向于从功能角度分析单位组织的特点，并且，许多学者的特征描述有不尽重复之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鲜有学者从社会整体结构和文化传统角度对单位组织的特点进行概括性描述和分析。 参考文献： [1]曹锦清、陈中亚（1997）：《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M].深圳：海天出版社。 [2][12][13]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香港)秋季卷。 [3]王沪宁：《从单位到社会:社会调控体系的再造》[J].《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1995(01). [4]刘建军（2000）：《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5]李汉林（2004）：《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6]孙立平（2004）：《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7][11]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J]．《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8]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利与交换》[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7- 9。 李汉林：《转型社会中的整合与控制——关于中国单位制度变迁的思考》[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7月。 [14]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15][16]于显洋：单位意识的社会分析[J]．社会学研究，1991，(5)． [17]李路路，李汉林，王奋字．中国单位现象与体制改革[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1)． [18]何海兵：《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J].《管理世界》2003年第6期。 [19]董敬畏：《“单位制”研究文献述评》[J].《晋阳学刊》2005年第1期。 [20]何重达、吕斌：《中国单位制度社会功能的变迁》[J].《城市问题》2007年第11期。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ecfb655998fcc22bdd10da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