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毛泽东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赵 梦 论文摘要：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不仅饱含他本人的心血，在史学思想和编纂体系上，还与毛泽东的支持和关注密不可分，这使得这部通史具有时代特色和中国气派。 与以前的经学史研究旨趣相比，范文澜到延安后学术研究重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为学术而学术”的经学式研究转向为现实斗争服务。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之中。有人说：“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是继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丰碑，开启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地研究和叙述中国历史的新时期。”［1］（P169）还有人赞誉说：“曾被学术界誉为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编写的中国历史，在当代中国史学界的学术界产生过很大影响。”［２］（《中国通史简编·前言》）而他之所以在该领域起到奠基作用，除本人的学术修养外，与毛泽东的支持和关注也密不可分。 一、毛泽东是范老编纂《中国通史简编》的启蒙者 有人说：“40年代初，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从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中获得充分的民族自信。编着全新的中国通史成为时代的需要。”［３］范老正是于此时到达延安。1940年1月，范老来到延安，主持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工作，与毛泽东相见并亲切交谈，开始了他们长达30年“学术知音”的友谊。 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是当时党的理论宣传的产物。此时，“党中央正准备在全党整风，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毛泽东一再号召全党，注意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2］（《中国通史简编·前言》），而范老长时期研究历史，就成为编纂中国通史的最佳人选。有人说：“毛泽东希望他组织研究室人员编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用的通俗中国历史读本，字数要求在15万左右。范文澜回去后即作了布置，这就是《中国通史简编》的编纂起因。”［４］具体写法采用毛泽东“夹叙夹议”，编纂过程也充分尊重作者意见，而指导思想则是毛泽东的观点。有人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是范文澜到达延安之后顺利地、迅速地撰成《中国通史简编》的理论背景。”［５］还有人说：“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是他撰写《中国通史简编》的指导思想，成为分析历史问题的锐利武器，使诸多问题得到顺利解决。”［６］总之，无论写作方式还是指导思想，《中国通史简编》都受到毛泽东的影响。 范老对毛泽东交待的任务也极为重视，并尽全力去做。自1940年8月，范老夜以继日地写作，至1941年5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公开出版。毛泽东高兴地说：“延安物质条件很艰苦，图书资料也缺乏，完成通史编写很值得庆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了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着作了。”［６］“他的《中国通史简编》资料多，内容丰富，让人愿意看下去。”1941年底，范老又完成中册（至鸦片战争以前），并于1942年在延安出版。 自1952年，范老开始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一、二、三卷分别于1953、1957和196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而范老对《中国通史简编》修订的指导思想也明显受到毛泽东的影响。正如有人说：“范文澜把毛泽东这一思想，看作是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所采取的根本态度，成为他研究历史的根本指导思想，并运用这一思想对《中国通史简编》进行修订。”［６］范老自己也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里指出：‘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版·绪言》）因此，范老遵照毛泽东对历史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态度，将延安版中国通史进行改编。正如有人说：“范文澜的史学思想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唯物论，……他的唯物史学义例，从根本上说，总是‘跑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始终未能挣脱毛泽东、斯大林的教谕。何以他对唯物史学的补充、修正和引伸，也得到毛泽东思想为保护伞。”［8］（P446-450） 正是赢得毛泽东的支持和保护，《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才有了其他史家没有的机遇。在“文革”期间，范老被诬陷为保皇党，列入被打倒范围。而此时，他得到毛泽东保护。1966年国庆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大声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以此公开方式对范老进行保护。此后，范老再也没有受到冲击和批斗。而毛泽东也非常关心《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工作。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还派其女李讷对范老说：“我爸爸叫我来，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通史不仅是古代的近代的，还要包括现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写一部中国通史。”曹靖华回忆毛泽东要范老写《中国通史简编》时说：“你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不管别人看法如何，你尽管按照自己的看法写下去。” 可见，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无论延安版的撰写，还是建国后的修订，都与毛泽东密切相关。可以说，毛泽东是范老《中国通史简编》编纂的启蒙人和支持者。 二、毛泽东是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编纂的支持者 范老作为知名的经学史专家已是学界共识。1941年夏天，范老以《中国经学史演变》为题，在中央党校给学员讲课。毛泽东也去听讲，并连续听了两次，第三次因病未到。9月5日，在看到范老中国经学简史讲演提纲之后，范老便写信说：“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第一次。……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是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而毛泽东要求对近人批判研究，是范老治中国近代史的直接原因，如有人说：“范文澜根据毛泽东所说，将提纲整理出来，连续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以后便形成《中国近代史》一书。”［４］ 当然，范老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前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毛泽东说：“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做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9］（P802）据此，1943年党中央组织人力，分别编写了四部着作。根据分工，范老调整了《中国通史简编》编纂计划，全力准备近百年政治史的写作。原计划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写到义和团运动，因抗战胜利他自延安转移而终止了工作，已完成的这一部分书稿，题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6年由新华书店出版。可见，面世的《中国近代史》只是政治史原计划的四分之一。与此前《中国通史简编》相比，写作目的与体例都存在明显的差别。 建国后，一方面，范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进一步落实毛泽东分工合作理念，积极组织各方面的专家，编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范老用10年时间，先后出版《太平天国》、《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捻军》、《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等10种60册，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另一方面，他提出的“厚今薄古”得到毛泽东的大力支持。1958年，范老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公开发表。在这篇文章里，范老认为：“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界存在着两条路线的表现，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无灭资，就是资灭无。”［10］（P219）这一提法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表扬。在会上毛泽东几次激动地站起来说：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43cba58cc175527062208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