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然生命是有限的，然而小说人物的生命似乎是无限的。虽然曹雪芹离世已经两百余年了，但是他笔下众多的艺术人物却始终活跃在读者的心中，一直都伴随在我们的左右，未曾远离。从这一层面上讲，曹雪芹的生命会因为他笔下宝、黛等人物的艺术生命而达于永恒。 红学研究是中国学术之林的奇葩，尊列于三大显学之一，历经百余年而繁盛依旧。如此发展下去，恐怕真是要印证了冯其庸先生的“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的预言。在如此浩瀚的红学研究中，“红楼人物评论”可以说经久不衰。诚然它没有当年索隐派的大红大紫，也没有考证派的盛极一时，更没有探佚学的风光无限。然而它却始终保存着不温不火的状态，永远缄默微笑着屹立在红学研究的至高点上，笑看红学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风云变幻。 《红楼梦》人物评论到底算不算红学研究，曾经周汝昌与应必诚二位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场关于“什么是红学”的论战。周汝昌先生认为，红学研究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将研究小说的一般方法误认为是红学研究，所以在周先生看来“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1）而不是红学研究的领域。当然这一观点立即遭到了以应必诚先生为首的一大批红学家们的反驳。当年学术的“硝烟”已经散尽，各家的言说以及交锋的过程都被封存在了红学的历史上。然而无论怎么给“红楼人物评论”定位，都无法阻挡它在强有力的生命推动下勇往直前。 在红学研究中，有关人物评论的文章和著作，其数量是惊人的，用不计其数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百余年来，评论家们对红楼人物的解读可谓丰富多彩，观点、理念也五花八门。对红楼人物的批评、赞扬，贬斥、肯定也莫衷一是。在繁杂的人物评论文献资料里，你首先感受到的是“乱”，似乎无章可循。但是细细梳理，将评论家们的观念分门别类，理出异同，你会突然发现在“红楼人物评论”的浩瀚宇空中，有一种“自然”的评论模式与构架在默默支配着评论家们的笔触与思维。 评论《红楼梦》中的一位人物，评论家们一般会从这个人物的姓名说起，展开名义研究。因为学者们认为，曹雪芹在为小说人物命名时，总会在这个名字上赋予一定的含义。可能会在名义上暗示这个人的命运，也可能会在名义中点出这个人的性情，还可能在名义中批判这个人的品行。所以“名义研究”就成了评论红楼人物的第一步。紧接着评论者们会将视点推进到这个人物的外貌特征上，再通过这个人物的家世生平、来往经历作一番论述。于是这就构成了红楼人物评论的第二步——“外貌研究”，“身世研究”等等。《红楼梦》中的人物之所以栩栩如生，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物性情各异，才华出众。所以评论他们的性情、才学、能力就成了评论家们的重点。这样一来就产生了红楼人物评论的第三步——“性情研究”，“才学研究”等等。对于红楼人物评论，有一个区别于其它小说人物评论的不同之处，就是增加了“结局研究”。原因在于曹雪芹给世人留下的是一本“残书”，书中主要人物的最终结局还需要读者猜测，于是第四步“结局研究”便成了红楼人物评论环节中的一个亮点，甚至还形成了专门的学派——探佚学。有了前面四个步骤，最后还需要探究一下人物的意义与价值，借鉴一下曹雪芹的写作方法与设计技巧等等，所以一般来说，第五步都会以人物的“价值与意义研究”作为收尾。 至此，上面所勾勒的五个步骤与环节清晰可见：名义与外貌研究→身份与家世研究→性情与才学研究→命运与结局研究→价值与意义研究。这一评论链条就是众多红楼评论家们在评析人物时遵循的一种“套路”。在长达百余年的评论史中，这一“套路”经过不断的丰富完善，优化深入，逐渐形成了《红楼梦》人物评论的模式与构架。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模式与构架并非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群体机构事先设计好，然后大家从此随流。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导向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天然模式”。既然是天然模式，那么研究形成这种模式的文化基因就势在必行了。 《红楼梦》人物评论的模式与构架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看似复杂，如果找准了它的“发源点”回答起来又异常简单。那么这个“发源点”在哪里？首先我们要知道，无论是真实的社会中人，还是书本中虚构的艺术之人，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人”。既然都是“人”，那么在评价分析人物时，无论他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所使用的方法和切入点都一样。而且曹雪芹笔下的人物个个活灵活现，想必评论者们在点评他们时都是以“真人”对待之。 问题随之而来了，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去了解评析一个人物的一生，也需要问五个具有哲学化的问题：是谁？→从何而来？→能力何为？→去往何处？→意义何在？如果把这五个问题和红楼人物评论的五个步骤相对应，你会惊讶地发现它们结合得天衣无缝，原来如此——“是谁”对应的就是“名义与外貌研究”，“从何而来”对应的就是“身份与家世研究”，“能力何为”对应的就是“性情与才学研究”，“去往何处”对应的就是“命运与结局研究”，“意义何在”对应的就是“价值与意义研究”。 用这种方式回答《红楼梦》人物评论的模式与构架是如何形成的，意在把问题简化，便于理解。然而造成这种“模式与构架”却有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因素。换而言之，这种红楼人物评论的模式与构架仍然是传统文化基因导致的。至此我们还需要简单介绍一下“文化基因”的概念。“文化基因是一个民族所秉承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各种品质，在族人身上幻化成的举动、认识与思维；而这种‘举动’、‘认识’和‘思维’会在不同的意识状态下自然流露，从而形成一个民族的生存样态，进而历经承袭、演化、优胜劣汰并代代相传。”（2）如何用“文化基因”去解释红楼人物评论模式与构架的形成，还有待于研究探讨，在这里我只能做一些简要分析，算是抛砖引玉吧！ 一、为什么评论者们在评论红楼人物时，要从“名义与外貌”切入。 纵观“红楼十二钗”的论文，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绝大多数的评论者切入论文核心都是以“名义”与“外貌”为入口的。这一现象看似随机，但是其中却包含着一种文化心理。换句话说，所谓的“随机”其实是被相关的文化基因支配着。 “名字”与“外貌”是组成一个人所“独有”的中心因素。名字虽然是符号，但是它代表的却是一个人，它就像一张“标签”，其中注明了这个人的品行、学识以及为人处世。所以我们常听说“要用自己的信誉去维护自己的名字”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的“外貌”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名字”加上“外貌”组合起来的就是一个人所独有的特征。 评论家们以“名义与外貌”为切入点，从而评析红楼人物，就是想用最便捷的方式瞬间抓住红楼人物的特征。这一文化心理导致了红楼评论家们的不约而同。 二、为什么在评论红楼人物时都习惯于将其“身份与家世”做一番论述。 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如果遇到需要自我介绍或者填写履历时，我们一般都会述说自己的籍贯、家庭出身然后再讲到自己。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惯用模式，似乎每一个人也都在自觉地遵循着这种格式。久而久之“惯用模式”就会形成一种“思维模式”，在这种统一的思维模式下，就会让评论者们在评析红楼人物时，首先介绍一番人物的“身份与家世”。 这种评论现象归根结底还是中国固有的“史官文化”基因所决定的。当我们研究某一个历史中的人物时，一般都会追溯它的祖籍，去勾勒其家族的迁徙踪迹，姓氏变化等等，似乎只有梳理完这一切才能言归正传。翻开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一开头就是“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这种写人物史传的方式被后来的史书所遵循。所以你在看到评论者们评析林黛玉时，总会讲述她的父亲林如海是“前科探花，进士及第，祖上乃五世侯爵”等等。所以我们把一些学术现象放到大文化背景中去审视其根由，辨识它产生的来龙去脉，你就会见怪不怪了。 三、“性情与才学”为什么会成为红楼人物评论的重点。 虽然曹雪芹在书中明言，他笔下的这几个女孩子，不过是“小才微善”，但是到了评论者笔下，“十二钗”各个身手了得，能诗作对，琴棋书画，治家理财，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甚至感觉不让她们去治理天下，著书立言都屈才了。 “性情与才学”是构成红楼十二钗的核心要素，曹雪芹要让闺阁昭传，其彰显的也是十二钗的“性情与才学”。从这个角度讲，将“性情与才学”列为评论的重点似乎也顺理成章。然而这是从文本的角度而言的，如果从评论者的角度而言，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会将“性情与才学”视为评析重点的呢？要理清这个文化内因，稍微麻烦一点。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学派纷层，可以说百花齐放。然而其中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就奠定了，直至当下也没有被撼动过。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所以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所承袭的或者彰显的儒家思想也最多。儒家文化当然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如果以人为核心去理解儒家，它要塑造的理想人格就是一个“内圣外王”的人。在儒家看来，所谓“内圣”就是道德的完成，所谓“外王”就是事功的完成。道德的完成最终也要通过事功来完成。（3）我们常常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八目，其中“修身”就可以理解为“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外王”。我们每一个承袭着儒家文化思想的中国人，都自然而然地尊崇着这一理想人格，并且也在积极地向“理想人格”靠拢对齐。同时也会用这种“理想人格”去审度他人。 上面讲述了那么多，绕了那么大的一个弯子，我想表达什么呢？其实不难看出，所谓红楼人物的“性情与才学”就是构建理想人格的必备要素。评论红楼人物的“性情与才学”就是评论者们在有意无意之间用自己秉承的儒家思想去审度《红楼梦》中人。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以评论红楼人物“才情”为重心的评论架势。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351e0cebed5b9f3f80f1c1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