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万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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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很重要，但科学不是万能的。没有一样事物是万能的。科学如此，民主、法治、礼治、道德、经济、文化都不是万能的。这一点老子早就告诉过我们。《道德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只有道、常道是万能的，而道是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科学只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一部分。科学研究是人去做的，使用科学成果的也是人。人不是万能的。 既然科学不是万能，当然没有必要迷信科学以及现有科学成果。科学研究是以实验为依据的，某种结论为一万次实验所证实，不能断定第一万零一次实验也会得出相同的结果。何况实验并不能证明所有的问题。某些自然现象、天文变化，不能在实验室里简单复制、再现，至多只能根据已有认识进行模拟实验。科学在不断发展，也在不断否定过去的认识，今天认为对的，明天可能认为不对。时人喜谈科学，什么事情都要“相信科学”，但什么是相信科学呢？只不过是相信现在科学家的结论罢了。对现有科学成果的盲目崇拜，实质上是对科学家的盲目崇拜。科学家是人，绝非全智全能。不同的科学家对同一问题的认识也可能不一样。如达尔文提出进化论至今已140多年，在科学界还存在着广泛的争议。 自然和宇宙的奥秘，对人类来说永远存在着未解之迷。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科学发展的水平毕竟还是相当有限的。如在医学方面，许多疾病至今未能发现治疗的有效途径。去年（2003年）SARS流行，这只是老天爷打的一个小喷嚏，便几乎引起全球性的恐慌。气象学方面，即便是三五日之内的天气变化尚不能精确预报。人类登上了月球，无人航天器登上了火星，但我们天文学研究的前沿，基本上还是局限在太阳系，而太阳系在银河系和整个宇宙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宇宙的形成，生命的起源，另外空间是否存在生命，这些自古以来困惑着人类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至今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科学的思维似乎也还是不成熟的。直到十几年前人们还顽固地相信“人定胜天”，如今则已走上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人们都相信人应与自然和谐共存，不能向大自然作无休止的索取。 现代西方科学未必是科学发展的唯一模式。如在历史上中国的科学自成一个系统，也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古代中国的人体科学、生命科学尤其发达，中医至今与西医各成体系，互争雄长，西医绝不可能完全替代中医。中国道家在养生学上的成就为众多当代科学家所倾倒，道家养生修炼的实践甚至被称为是最高层次的生命科学。中国古代出现的一些现已失传的科技成果，其先进性让今人叹为观止。如在治金领域，陕西郦山出土的秦代兵器采用的铸造技术有一种与今天的不锈钢技术十分近似，而不锈钢技术在西方国家几十年前才成熟、定型。在建筑领域，北京天安门由12万个部件构筑而成，没有使用钉子或粘胶，完全是自然地契合构结。这一技术现代科学家无法再现。（《南方周末》报2003年1月19日）再如在交通运输领域，湖北武当山天柱峰的金殿，通体用铜一次浇铸，重达40万斤，它是怎样从铸造地北京运到均州（今丹江口市），又是怎样从山下被搬上1600多米高的主峰，至今还是悬而未决的疑案。（谭大江《奇异的北纬300——武当山千古之谜》，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古人未必全没有科学思维，如以上提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观便是中国道家所大力倡导的，中国人的养生理念的先进性也正一步步为现代医学所证实。 科学技术用之得当能为人类造福，用之不当则可能给我们带来灾难。进行科学研究和运用科学成果需要高度的智慧。民国时的宣永光先生说：“现今借科学之力而救援人类的太少，用科学之力而杀害人类的太多。”（老宣《疯话集成》第199页，华龄出版社1997年8月版）话虽愤激，却也是有感而发。如原子能可以用于发电，原子弹则可杀人，在瞬间毁灭一座大城市。昆明的滇池污染严重，一位女博士生居然提出把湖整个填掉。（林易《填掉滇池》，《读者》杂志2002年第16期）科学应当发展，但不能借发展科学之名反自然、反人性、反道德。所谓“以人为本”，人类文明的发展应该是以人为中心的。如果人类本身的生存因为科学的发展而受到威胁，甚至陷于绝灭的境地，人都不存在了，要这些进步的科学成果又有什么意义呢？某位中科院院士宣称不能因为担心出现伦理问题便阻碍科学的进步，所以他坚决支持克隆人，并以试管婴儿为例，断言克隆人不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两种不同的技术是不可以简单类比的。如果为了科学的发展可以克隆人，可以不顾克隆人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的重大灾难，我想问这位院士先生，如果有人如《西游记》里的比丘国国王一般，为了配制长生仙药而要剖取上千个小儿的心脏做药引，他是否也会拍手称好呢？二战时日本731部队的细菌战实验做的也是科学研究，是不是该为他们唱赞歌呢？ 科学不能解决人和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科学这种“有为”的力量是绝对不可能与大自然“无为”的力量相抗衡的。人类社会的主体是人，一个人是否能生活得健康、充实、幸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能否建设得文明、安泰、富足，关键取决于他个人或社会成员本身的智慧、才能和努力，同时也受其他许多可知或不可知因素的制约，与是否拥有科技成果、科技产品并无对应关系。人是否快乐、幸福，很大程度上只是个心态、修养的问题，心态好修养高则随处皆得轻松自在。在人类文明出现以前，地球上数以百万种计的动物、植物已欣欣向荣、井然有序地生存和繁衍了几亿年之久。某些动物生命力甚强，寿命甚长，但它们并没有借助任何人类科技的力量。相反，在人工环境中生活的动物，其免疫力和寿命往往会大大下降。在科技相对落后的古代社会，人类也曾经经历过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升平之世。科学技术固然给人类提供了种种的便利，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催生了众多难以应付的新问题、新麻烦。天道不可违，人类在向大自然进军的过程中已经受到大自然的无情惩罚。现在这种惩罚已蔓延到文化层次，人正日益堕落为科技产品的奴隶。自然界的空气污染、气候异常、资源匮竭、生物灭绝，人和人类社会的生理退化、疾病增多、人性扭曲、道德沦丧、文化失落、人口爆炸、战争频仍、恐怖主义盛行，这些问题正直接地、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生存。（以上兼采道学学者胡孚琛先生说。） 科学只是人类文化（此处指广义文化）的一部分，科学实验的对象是自然物质世界的东西，科学研究的主体是物不是人。科学的精神在于求真，而人类文化的精神追求的是真、善、美。人是有感情的。科学思维未必适用于人事。比如我们不能用科学思维去处理家庭纠纷和人际关系。社会科学的提法是值得推敲的。今天所谓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本来属于文化范畴。文化领域（此处指狭义文化）并不一定排斥科学思维，也可能需要借助科学的成果，但文化本身并不等于就是科学。决没有科学的文学、艺术。文化的主体是人。学习文化常须与生活、社会实践相融合。修身炼性、武术养生重在身心的躬行实践，与学术研究并无直接干系。宗教讲修行而不重理论，“体悟”毋须动用理性思维，修行的境界单凭钻研书本知识是无法探知的。科学的研究是少数科学学者的专利，而文化讲求“人文化成”，文化承担着教育、教化的责任，它是面向社会大众的，而不应该仅仅局限在象牙塔之中。 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说：“虽然在这个时代，大家震惊于科学的成就，普遍高唱科学文明的号召，但大多数人都被科学文明冲昏了头脑，忘记科学的发展，只是整个文化的一部分而已。况且人们又迷失了科学的方向，只把自然科学的发展，当作文化全部的需要，忘记精神科学，于是愈来愈空虚，几乎快要变成思维白痴的时代了。尤其科学的门类虽然多，但没有一个综合科学的创立，更不能与精神文明的哲学会师，这是一种非常盲目的危机。”（南怀瑾《亦新亦旧的一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版） 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谁也不会否认，但科学不是人类文明的全部内容。科学不能取代文化的位置。文化并不仅仅是某些人理解的能不能看到电影，听到音乐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生活的品质，文明的程度，关系到全人类的福祉和命运。我们今天讲科教兴国，教育的发展理当与科技的发展并驾齐驱。教育不仅包括科技的教育以及各级学校的正规教育，它还应该包括人文的教育以及社会大众知识层次和文明程度的提升。在人文教育中传统文化的教育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如何汲取我们祖先文化遗产中的精华成分，回应和解决现代工业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在新的世纪重构人类文化和人类文明，这是摆在我们这一代以及以后几代人面前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按照《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科学主义通常是个贬义词，是用来指相信科学知识和技术万能的信仰，也用来指认为物理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够取代其他领域（例如哲学以及人类行为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观点。按照这个定义，科学主义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认为科学万能，二是认为科学方法具有普适性，能用于传统上被认为是非科学的其他领域。 因为这是一个用来贬损、丑化他人的词语，所以未必真能反映出被贴上科学主义标签的人的真实观点。如果真有人相信科学万能论，那只能说这个人不太了解科学的本质、方法和精神。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应用受制于客观规律，因此科学不可能像宗教、迷信那样自称能创造“奇迹”。科学与万能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科学万能”就跟“科学宗教”、“科学迷信”一样在语义上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我不知道是否真存在科学万能论这种信仰，那些被称为信仰“科学万能论”的人，其实不过是相信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 但是认为科学方法具有普适性，能够应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领域，却并不荒唐，而且早已变成了现实。“科学主义”一词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科学的蓬勃发展已经开始触及到人文领域时，引起了某些人文学者的反对，他们试图用“主观”的人文研究方法来对抗“客观”的科学研究方法，批评那种想把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研究的思想为科学主义。 这种对抗是徒劳的。传统上被认为与科学无缘的一些领域，在今天已经在广泛地应用科学方法，例如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乃至宗教学。这是 “科学主义”的胜利。可以预料，科学方法在以后将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毕竟，科学方法是人类所能掌握的最可靠的研究方法，当然值得推广。即使不能应用于研究一切问题，在学术上做一下尝试也无妨。就连一直被国内某些人文学者抬出来做为反对科学主义的旗手的哈耶克，也极力主张用生物学成果来解释社会现象，算得上是一位科学主义者。 许多人认为科学只能揭示客观事实，而不能提供价值判断，后者应该由哲学、宗教去做。这种观点并不恰当。客观事实会直接影响到价值判断，准确的价值判断也离不开客观事实。没有科学基础或违背科学事实的价值判断必然是盲目的。科学成果在今天对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正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宇宙、意识、起源、人性……这些概念在以前只是哲学、宗教问题，在今天却是个科学问题。宇宙学、进化论、遗传学、认知科学、生态学等等科学学科的研究成果都在挑战传统观念，影响甚至直接提供价值判断。 当然，还有许多领域、许多问题是科学一时无法解决的，甚至以后也难以解决的。但是科学还没能去占领这些角落，并不等于现在盘踞在那里的种种说法就是合理的。既然科学方法是发现客观真理的最可靠的方法，如果连科学都还无法做出回答，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其他的方法——比如神学的方法、迷信的方法——提供的答案反而是合理的呢？例如，关于人类的起源，在从前有无数的神学说教、民间传说，在进化论出现后，人们就知道它们全是虚妄。 今天在中国引起关注的科学真伪问题，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未知的科学问题，也没有进入科学之外的其他领域，而全都是在科学研究的领域，而且科学已经提供了明确的答案的，只不过反对者不愿承认或不了解而已。如果仅仅是因为认为在科学的问题上，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坚持要用科学方法、科学知识检验那些想到科学领域把水搅浑的非科学、伪科学学说，就成了科学主义，那么，当这样的科学主义者，其实光荣得很。“科学主义”这个贬义词，由于反科学人士的滥用，在今天的中国，反而要变成褒义词了。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436d28402d276a200292e0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