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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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黄昏的树影再长也离不开树根，我走得再远也走不出你的心。” 我是1974届福州一中（10班）高中毕业生。我在校期间正是十年“文革”甚嚣尘上之时。校园里到处是造反派张贴的“打倒XXX” 、“砸烂XXX狗头”的大标语、大字报。一天晚上，我到教室取白天忘记在课桌抽屉的文具盒，空旷冷清的校园里似乎弥漫着“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的肃杀气氛，让我不寒而栗，迅速逃离。那时的福州一中也和中国所有学校一样——处于被造反、被破坏的崩溃边缘。可就是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抑、紧张的形势下，刚刚“复课闹革命”不久的老师们重又走上讲台，拿起教案，虽然个个如履薄冰，似惊弓之鸟，但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认真授课，努力恢复被破坏的正常教学秩序。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从1972年春我上高一起，新学期开学，发下的《语文》《数学》《化学》《工业基础知识》——取代《物理》《农业基础知识》——取代《生物》（同学谑称“公鸡”“母鸡”）等课本里，居然夹有一叠印有“短测纸”字样的便笺大小的测验纸。“难道还要恢复考试？”同学们交头接耳、将信将疑。那可是辽宁张铁生考试交“白卷”受到最高领袖肯定并在全国宣传树立典型加以表扬的“极左”时代啊，一般学校都不敢举行考试——最多实行走过场的开卷考。可是惯于严格教学、狠抓质量的福州一中老师们不仅恢复期末公开的考试制度，还都是闭卷考；同时在每周周末测试各科所授新课的学生学习情况——用的就是开学初发下来的那叠“短测纸”。坦率地说，当时学生是很不情愿恢复考试制度的，尤其这种每周一次的“短测”——小考制度。可时过境迁，我们都领会到了老师的良苦用心。多少年后，那个时期学习的知识还都记得，还都装在头脑里。用每周短测的方法了解教与学的效果，基础知识就是学得扎实牢固。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恢复高校招生制度，福州一中硬是比其他学校考进大学的学生多出许多，在全国遐迩闻名。这时候，再调皮的学生，你不服福州一中的老师都不行——他们不但教授知识，还教会你怎样在艰难时世下保持操守、坚定信念、刻苦学习。要知道那可是在何等恐怖的压力之下，福一中的老师站在中国教育的崩溃边缘坚持做到的啊——他们随时可能因此再被打倒，甚至发配山区农村“劳动改造”。这让我想起丹东作家于晓威《关于边缘》的一段话： “边缘是指非宏大，弱势，因而被轻视，乃至什么也不是。但是试想，一枚刀子最锋利的部分，不是它的中心，而是离中心偏一点儿，也即边缘；更不要说一条咆哮奔腾于大地之上的河流了，具有冲蚀泥土、撞击岩石力量的，也是河流的边缘，而不是它的中心。这样看来，边缘原来是最有力量的部分，容不得轻视。” 这段话用来形容当年处于“边缘化”的我的福州一中可敬的老师们，再贴切不过了。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兑现了老子《道德经》的名言：“大道废，有仁义．．．．．．国家昏乱，有忠臣。” 一晃35年过去了，此刻，那些教过我的老师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如昨。 我的班主任卢炎林老师是我办理入学手续时由康强老师推荐的，因为我数学基础差，卢炎林老师就是教数学的。炎林老师个子不高，但声音清亮，教学严谨，坐在最后一排的同学都能听见。她教我们班数学的同时，还兼任(9)班的数学老师（有时兼教11班）。我当时偏科现象严重，非常头痛上数学课，数学成绩可想而知。幸亏靠了炎林老师给我吃“小灶”，让我在1978年高考时，数学试卷第一大题四个小题的“因式分解”考题20分全拿到了。但从第二大题开始，尤其是几何之类，我就两眼一摸黑，什么也不会了。但是我依然很有耐心地将几大张的数学试卷鬼画符似的填写得满满的，好像这样就能感动阅卷老师放我一马。若干年后轮到我自己当高考评卷老师才发现这根本就是徒劳。总之，是炎林老师给了我数学考分25分，让我得以上了高考录取线，考入福建师大历史系。 我中学时代一直喜欢上语文课，这里就有我的高中语文老师马文光的一份功劳。他喜欢在课堂上朗读学生的优秀作文，并向偏爱的学生提问，这其中经常叫到我。尽管他总是把我的名字错念作“施少宇”，但全班同学都知道马文光老师叫的是我。马老师声情并茂、鞭辟入里地讲授鲁迅先生的《药》《纪念刘和珍君》和《藤野先生》等课文，培养了我对鲁迅作品的热情及日后对杂文创作的兴趣。 教我化学的是马秀发老师和陈和官老师。两位老师的教学堪称出类拔萃，但风格大相径庭。马秀发老师上课非常严格、一丝不苟，她的表情总是严肃的，几乎不笑，再捣蛋的学生也怕她三分——她是教我化学的优秀启蒙老师；陈和官老师则永远面带微笑、和蔼可亲，他讲课生动，慢条斯理，教化学元素周期表时，把铜的元素“CU”教我们念作福州方言的酱油发音“西又”，说这样就不会忘记了。果然，即便到今天，铜元素“CU”我仍牢记不忘。 还有一个林鸿翥老师，他负责教我们美术课，他也是当时教我们的老师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林鸿翥老师胖胖的，像个弥勒佛，他似乎腿脚不大灵便（不知是否被批斗的缘故），但教学讲求实效，不敷衍了事。一次他带领我们班同学去画校园西北角红楼边的一座横跨三牧坊的过街天桥，胖胖的林老师在台阶上不是很利索地跑上跑下，细心指导每一位同学认真画好天桥素描——那是我生平画的第一张素描。如今，林鸿翥老师不幸仙世多年，我们笔下的三牧坊天桥也已经因母校扩建和红楼一起荡然无存。但是，古意盎然的三牧坊天桥就此刻在了我的心底。 正是由于马文光老师把我列入语文学习的优秀学生之列，增强了我创作的自信心，我日后能从福建师大调进福建省文联在《福建文学》《台港文学选刊》《故事林》《散文天地》杂志当了21年文学编辑并重返高校——到福州大学讲授文学创作等课程，与此不无关系。甚至早在福州一中时，我看见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在17岁那年写的一首白话诗就心高气傲地予以批判，原诗是这样的： “灯闪着，/风吹着，/蟋蟀叫着，/我坐在床上看书。/月亮出来了，/风熄了，/我应在院中唱歌。” 本来这是一个其实日子过得相当压抑不自由的小小少年难能可贵的真实内心独白，我却认为这是一个封建小皇帝思想颓废的情感大暴露，于是赋诗一首大加挞伐——所谓的诗歌当然是火药味浓郁的“红色诗歌”： “革命小将心向党，/拿起笔来做刀枪。/批林批孔掀高潮，/反封反修斗志昂．．．．．．” 尽管这样的“诗歌”在今天看来简直幼稚可笑之极，却是那个人妖颠倒的时代在我们这些孟浪青少年身上打下的不可避免的政治烙印。也正是在爱写诗、爱作文这个基础上，我和同年段的宋克宁、陈工（今名陈江）、韩鸣、冯殿、崔建波六位同学从高二起悄悄办起了一份文学刊物《箭竹》，大家不定期在上面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并互相传阅、互相评论各自作品的优劣。这份肤浅但不失真诚的手抄本《箭竹》一直办到高中毕业我们各自奔赴农村插队劳动当知青——宋克宁去闽侯县、陈工与韩鸣去崇安县、我和冯殿去顺昌县——彼此星散各地仍然通过邮寄方式坚持办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冯殿后来赴美留学才“停刊”了。 国学大师季羡林说过：“一所大学，人才不是在课堂里教出来的，而是在大师所创造的氛围里熏陶出来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中学。正是由于当年福州一中拥有一大批博学多才的老师，包括没有教过我却如雷贯耳的陈君实、朱鼎丰、陈日亮、林大椿、林桐卓等老师，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才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青年才俊茁壮成长。而凡是从福州一中毕业的一届又一届学生，无论离开母校多久，也无论职位高低，永远以母校为荣，以曾经是一名福州一中学生为荣。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那就是一言一行尽量为母校争光，决不给母校抹黑。 《沙恭达罗》是印度迦梨陀娑一部十分著名的作品，其中：“黄昏的树影再长也离不开树根，我走得再远也走不出你的心。”是后人引用最多的一句名言。用它来形容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对福州一中的感情也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最后，我想借《全唐诗补编》下册中无名氏的一首诗表达所有福州一中毕业生对母校190周年华诞的纪念与庆贺之意，愿福州一中永远年轻：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2007 年3月15日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5f39f75fd0a79563c1e72f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