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青青边愁》笔记 这本好厚，三百来页，分四辑，两天才看完，如果不干别的，半天也就搞定了。这本书收录余光中在港期间散文，有抒情散文、小品文、文学评论、书评四种，其中文学评论最刺激，收获最大。在香港时，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任教，这几篇是任课时的“副产品”。余光中在“后记”中写道：坊间有关新文学的批评很少，有分量的尤难一见。新文学史倒是有好多部，可是往往政治挂帅，偏于一党之言，不然便是流水账似的一堆史料，除了作者的生平和书目之外，对于作品本身，反而蜻蜓点水，走马看花，少见深入的分析和犀利的批评。早期新文学的批评，必须超越这种“普罗八股”和“泛泛草评”的困局，才能建立学术的严谨。 中国有尊老传统，多年媳妇只要能熬成婆，便享有一定话语权。出于对老者的尊重，批评成了一件得罪人的不厚道的事情，于是便有许多人情文章，这些所谓评论，往往言不及义，看题目是评论某本著作，结果通篇都是说作者如何如何，两人交往如何，彷佛好人就能写出警世文章，有趣的人就能写出幽默的文章，严肃的人就能写出高深的文章。这样的评论有何用？如果做人可以成为写好文章的充分条件，那就没必要勤练笔。说到底写文章还是一件技术活，手艺精不精，作品最有发言权。 余光中评论的是文学史上号称经典的戴望舒、闻一多、郭沫若、朱自清，他用古典作品与西洋作品作标尺，文学史课本上的大家，原来只是次要作家中的二三流，说起来听沮丧的。加上前面他给老舍作品挑刺，批评林语堂小品文疙疙瘩瘩，二三十年代的作家被拉下神坛。余光中敢于冒犯权威，当然会令许多研究者不快。艾青称赞戴望舒的诗歌“具有很高的语言的魅力，他的诗里的比喻，常常是新鲜而又适切”，余光中则说：除了少数佳作之中，戴诗的语言非但没有魅力，甚且不够稳妥，有时竟还欠通。他举了三个例子，其中《残叶之歌》 你看，湿了雨珠的残叶 摇摇地停在枝头 （湿了泪珠的心儿 轻轻的贴在你心头） “心儿如何贴在心头，令人费解。就算贴在心头吧，也只是陈腔而已。”我练习写作时，偶尔会找现代诗做解析，读到戴望舒，很是失望，感觉“雨巷诗人”气质粘稠，文气断断续续。读到余光中的分析，大呼过瘾。余光中师承梁实秋，对所谓普罗文学持怀疑态度。他分析郭沫若的诗作《上海的清晨》，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对照，杜甫从个人经验出发，郭沫若则以自己并不熟悉的工人阶级为写作对象，前者感情真挚而沉郁，后者感情空洞生硬。技术方面，郭沫若输得更多，“诗，是诗人最可靠的测谎器。从观念出发而未经生活浸渍的作品，即使在声调上，也会泄露内心的空洞。”余光中又选了郭氏《晨安》与美国诗人麦克利什的《你，安诸·马韦尔》比较，郭诗失之浮与露，麦诗自然而含蓄。 余光中并非为打到前人而做此评论，他用意在砥砺新诗人，新诗上接古典，旁采西洋，要想独树一帜，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超越，从题材到内容，既能博采众长继承传统，又能借助新诗体的自由开出新路。以次要诗人做榜样，新诗前途有限。余光中批评态度之端严、分析之严密、视野之广阔，令人钦佩。这几篇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文章比他所批评的劣诗更有生命力，而我们这边，朱自清的散文，依然被当作典范，在中学语文课本接受新一代学生的膜拜。 余光中《山河岁月话渔樵》为胡兰成《山河岁月》一书的书评，这篇文章还引出许多后续故事，这篇文章成为讨胡首役，余光中的书评直言不讳，“胡先生以前做错了一件事，现在非但不深自歉疚，反图将错就错，妄发议论，歪曲历史，为自己文过饰非，一错再错，岂能望人一恕再恕？”胡兰成对胡适等人颇多微词，余光中质问胡兰成：“我不懂此胡有什么资格来指摘彼胡。难道中国人的智慧就是与敌人在恩仇之外握手讲理吗？难道民间真意就是胡兰成津津乐道的新的朝廷与真命天子吗？请问，抗战的时候，胡适在做什么，胡兰成又在做什么？事实的证明不是比大言炎炎更有力吗？”出版社的编辑看到，颇为不乐，在宣传胡兰成图书的时候，删去余光中文章中批评的部分，突出余光中对胡兰成语言方面的褒扬，断章取义，歪曲使用别人的文章，乃编辑大忌，对此，余光中毫不客气，“其实在民族的大节之下，一家出版社的荣辱得失不过是绿豆芝麻的细节。那家出版社无论是什么人——即使是我的父亲——办的，那本书我仍是要评的。那家出版社也出过不少好书，这个污点拭去便是，国人的公论应该虚心接受，不应闪烁逃避。” 文学批评家不但需要广泛的阅读、严密的分析、艺术的直觉，更需要有胆量有操守的品格，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余光中，是当行且有担当的，现在我们的文坛，小说家诗人散文集多如牛毛，称职的批评家则如凤毛麟角，与之相应，文学的水准一直难有突破（有很多因素导致这个结果），实在值得深思。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a3e9cd9240c844769eaee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