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清谈与山水清音(一) 【内容提要】 由于对自身审美意识的充分自觉,魏晋时代的文学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取得了高度的成就。魏晋文章以析理绵密见长,得益于其时盛行的玄学清谈风气;其辞藻之清雅优美,则得力于“江山之助”。可以说,以论理辩难为主要内容的玄学清谈使魏晋文章显得犀利明快、攻守有余,而士人们对于山水清音的重新体味与由衷叹赏,也赋予了其时文学清新自然的审美特色。【关键词】魏晋文章;玄学;清谈;山水 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做了关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在这场演讲中,他第一次明确指出,魏晋时代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所谓“自觉”,系指文学逐步摆脱了此前附加于其上的政治功利、道德教化与生活实用等种种外在负累,开始以其自身为目的,“为艺术而艺术”,从而表现出了对于文学审美特征的高度自省。也正因为如此,魏晋文章才在思想与艺术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高度的成就。它文辞华美而摇曳多姿,析理绵密且阐发精微。尽管长期以来,由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对于它有所谓“八代之衰”的不公正评价,但到了清代中后叶特别是咸、同以降,随着“载道”文学传统的被逐渐颠覆,魏晋文章赢得了人们越来越多的赞誉。晚清文学大师章太炎甚至以为,它的成就,要远远高出于一向为人们所称道的两汉文章与唐宋文章:“夫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1](P85) 应该看到,魏晋文章之所以以析理绵密见长,与其时社会上颇为盛行的玄学清谈风气密切相关;而其辞藻之华丽优美,则颇得力于“江山之助”。如果说,以论理辩难为主要内容的玄学清谈使魏晋文章显得犀利明快、攻守有余,那么士人们对于秀丽的自然山水的重新发现,也赋予了其时文学清新雅致的美学特征。以下,本文即从这两个方面人手,对魏晋文章的思想与艺术做一探本溯源式的考察。 1 玄学清谈本源于汉末,至魏晋而大盛,遂成为当时社会上一种普遍的风尚,甚至可以说是上流士人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玄远幽眇的本体之学,它主要着眼于对本末有无等终极性问题的考究,是人们对于自己所处身的物质世界与现实人生的一种形而上的体认。它的出现,与当时社会政治背景密切相关:“大抵清谈之兴起由于东汉末世党锢诸名士遭政治暴力之摧压,一变其指实之人物品题,而为抽象玄理之讨论,启自郭林宗,而成于阮嗣宗,皆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者也。”2](P202)而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魏晋人的清谈,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精神会餐性质的古典学术沙龙,参与者既有声闻显赫的饱学宿儒,亦不乏血气方刚的年轻后进。他们往往围绕一个或几个话题展开讨论,在讨论中充分表现自己,或妙语连珠,或机锋四出,以提高身价、震动时俗,甚至可以藉此打通仕途的通道。《世说新语·文学篇》里就有这样的记载:“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日:‘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关于清谈的具体内容,有学者概括为:“魏晋所谓‘清谈’指的是清雅玄妙、高蹈超俗之谈论,它是一种以老庄思想为根基的注重形式、追求玄理的哲学性谈论。它的主要论题有:声无哀乐论、养生论、言尽意论、才性四本论,以及古典注解。”3](P402)实际上,清谈思想不单单是老庄思想,还羼杂着其时已处于劣势的儒家思想与从异域传来方兴未艾的佛家思想。儒家思想固已成强弩之末,但至少在表面上依然占据正统意识形态的要津;佛家思想的特别之处则在于,它的一些思辩方式与道家思想颇为类似,这就引起了士人们探究的兴趣。我们看到,当时的名士与名僧们私交甚笃,相互往来频繁(许多名士本身就是名僧,如支道林、慧远等人)。他们经常在一起赏玩山水,校练名理。“此其故不在当时佛法兴隆。实则当代名僧,既理趣符《老》、《庄》,风神类谈客。”4](P128)在嗜好浮屠之学的士人们看来,“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故在皇为皇,在王为王。佛者梵语,晋训觉也,觉之为义,悟佛之谓,犹孟轲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一也。应世轨物,盖亦随时,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5](P27)。而对于那些精熟儒道经典的僧人们来说,“释迦之与尧、孔发致不殊”,“虽曰道殊,所归一也”5](P84)。慧远的弟子宗炳就以为:“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5](P235)既然在他们的眼中,道本一体,万法同源,风气所向,也就势不可免地出现了各种思想学说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的情况。这里略举一例以见一斑:向秀、郭象的《庄子·天道注》:“当古之事,已灭于古矣,虽或传之,岂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变,故绝学任性,与时变化而后至焉。”在僧肇的《物不迁论》里也有类似的表述:“人则求古于今,谓其不住;吾则求今于古,知其不去。今若至古,古应有今;古若至今,今应有古。今而无古,以知不来;古而无今,以知不去。若古不至今,今亦不至古,事各性住于一世,有何物而可去来?”虽然论证的具体目标不尽一致,但其思辩的出发点是相同的。以此可见,在这样的玄学清谈中,士人们的思想已显得丰厚驳杂;儒释道三教之间杂然纷糅,呈现出一股合流的趋势。 就其基本的论题而言,玄学清谈涉及的范围也甚为广泛。除上面所列举的以外,就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至少还应该包括:性与天道论、自然好学论、圣人有情论、宅无吉凶论、老庄与圣教异同论,等等。这些都是当时士人们极为感兴趣的话题。它们或切乎一己之身,或超乎世间万物,真可以说是“宇宙之大,苍蝇之微”,尽囊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时期的玄学清谈并不尽如当时及后人所评议的那样,完全沦于虚无飘渺、空发议论,如裴颁着《崇有论》曰: 盖有施为高谈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类,盛称空无之芙。形器之累有征,空无之义难检,辩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众听惑也,溺其成说。虽颇有异此心者,辞不获济,屈于所习,因谓虚无之理诚不可盖。一唱百和,往而不返,遂薄综世之务,贱功利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人情所徇,名利从之,于是文者衍其辞,讷者赞其旨。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职,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放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忽容止之表,渎长幼之序,混贵贱之级,甚者至于裸裎亵慢,无所不至,士行又亏矣。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也说:“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这都是仅仅看到了清谈的末流弊端,未及见其积极意义,而且批评者本人身上的道学气息较为明显,难免门户之见。实际上,清谈对某一具体哲学命题的发挥辩难,往往与时事及政教风气密切相关,自有其现实的社会意义与政治影响。即以被同时代的范宁斥为“二人之罪,深于桀、纣”的清谈祖师王弼、何晏为例:王弼早逝,年仅23岁,未及在社会政治上展示自己的才华。就其对于经典的新解而言,“他是老、庄学派中富有积极精神的人。一个积极的文化价值与人生价值的境界可以由此建立”6](P200)。何晏则在曹爽执政期间以尚书主持选举,虽不免持有党人之见,但也能注重社会舆论,按清议来积极选拔人才。所以傅咸对他评价甚高:“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晋书·列传第四十七》)可见,清谈并不完全耽溺于一味的虚言逞辩,它本身也同时担当着清议的重要角色,密切地关注着现实的发展动态。这与东汉末年以来风鉴人物的政治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2 魏晋清谈无论是在文学意义上还是在哲学意义上,都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就其文学意义而言,魏晋文章的形式洒脱自如,哲理蕴涵深厚,逻辑井然有序,得益于玄学清谈之处良多。我们所看到的嵇康、阮籍、鲍敬言、葛洪等人的说理文章,都普遍表现出了层层深入、环环相扣的思辨优势。其首尾衔接,前后呼应,与此前虽洋洋洒洒但论证过程并非整饬严密的两汉文章明显不同。这可以说都是在玄学清谈浸润下的产物。像嵇康的《难自然好学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答张辽叔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等作,绾合联缀而针法严密,回旋斡运且曲折有致,明显地打上了玄学清谈的深厚烙印。正如文学史家所评述的,“玄谈的风气也扭转了汉人的酸腐的作风,而回复到恣笔自放,不受羁勒的自由境地上去”7](P152)。再者,玄学清谈也促发了士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他们有了更为锐敏的现实洞察力与更为深刻的生命体验。在这种洞察与体验的过程中,虚伪现实与真实性情之问的巨大反差,必然会使得他们产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8a95a48c9aedd3383c4bb4cf7ec4afe04a1b10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