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四类诗 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这个分类出自他的《与元九书》，就是他托付元稹替他整理诗作的一封书信。依照白居易在信中的自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闲适诗是他“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伤诗他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二韵者”。 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他的“兼济之志”（这基本上是他贬江州司马之前的人生观），闲适诗写出了他的“独善之义”（江州司马之后），这些诗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这些诗对他来说很重要，是他的主要诗歌成就。而余下的两类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他甚至认为这后两类诗可以在编诗集时“略之可也”，不重要！ （《长恨歌》诗意） 但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提起白居易这位诗人，评价他时常说他是新乐府的主要倡导者是官方的评价，要一提他的代表作品，大多人想到的是《长恨歌》和《琵琶行》，甚至只有这两首诗才代表了他最高的诗歌水平。那么问题来了，这两首诗，恰恰都属于“感伤诗”，是白居易认为不必保存的诗。 （《琵琶行》诗意） 白居易推崇杜甫，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希望能通过诗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这很好，这种创作原则和创作出发点也继承了自《诗经》到杜甫的“美刺比兴”的优良传统，这是他成为伟大诗人的基础。他的《新乐府》、《秦中吟》也很有现实意义。上学的时候我们也学《卖炭翁》，《杜陵叟》……因为这些诗很有“现实意义”。 （《卖炭翁》诗意） 可叹的是，白居易有一条创作原则影响了他的成就，就是我们不断赞叹的“老妪能解”。《唐才子传》称：“公诗以六义为主，不赏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这个用心当然是好的，为大众创作的诗，让大众读得懂，但却也因为他每首诗都以这个为标准，反倒成了另一个极端的“以辞害意”（不仅用生涩的字眼或堆砌辞藻会“以辞害意”），试想，为了让老妪读懂，就需要不断地“经营”文字，不断地做“理性”安排。可问题是诗恰恰最要不得“经营”和“理性”，它是有强烈的感性色彩的。多了这层经营和理性安排之后，白诗的“真”减了份量。这也是他最终敌不过杜甫诗的感染力的原因所在。 白居易的诗大多跟真情实感隔了一层，很多写真情的句子是他用心“经营”出来的，多了一个“有心”，但这首送别小诗，却清新别致、清淡如水，更难得的是清新与清淡中流出的依依真情。前面说了，诗贵情真，也正因此，这首小诗可算是白诗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而这样的小诗，白居易自己并不看重，在他，这是一首“杂律诗”，是属于“略之可也”的诗。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dd6424da46e58fafab069dc5022aaea998f41d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