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新乐府》的“为事而作” 导语：白居易的组诗《新乐府》五十首，是其众多诗作中被公认的较为成熟和典型的一组叙事诗，有着很重的叙事成分和明显的“为事而作”的特点。 在杜甫的基础之上，中唐时代的白居易进一步从“事”的角度来概括他的叙事诗创作。他在论诗时，曾频频提到“事”字： 直歌其事。《秦中吟·序》) 一吟悲一事。(《伤唐衢二首》)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因事而立，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与元九书》) 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 白居易所提到的“事”的概念是很笼统的，这个“事”既可以指时事、政事等社会现实，也可以包括个人命运、民间传说之事。而且白居易诗中的多数言事之作与其它的言情记事诗并没有鲜明的界限，可以说，他当时并没有清楚的叙事诗的体裁概念，而只是在创作某些题材的诗歌时，不期然地写出了典型的叙事诗作品。可以说，正由于白居易对“事”的重视和他笼统的叙“事”概念，他的以诗言事之作才比前人数量有所增加，范围大为扩展，形式也更为复杂多样。 谢思炜先生在其《白居易集综论》中，把白居易的言事之作归纳为五类：“1.以民间传说为模板的典型的叙事作品，如《长恨歌》;2.以个人经历和见闻为主要依据的叙事作品，如《琵琶引》;3.以政治问题或社会生活素材为主要内容的叙事作品，如《新乐府》中的《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卖炭翁》等;4.其它比较一般的指斥时政、议论时事之作;5.主要讲述个人经历，但抒情成分更强或象征色彩较浓，如《和梦游春诗》以及感伤诗中的《长相思》、《潜别离》等大量作品。”[2]其中的第3、4类同属于白居易所自称的讽谕诗，在这些讽谕诗中，显然第3类更能反映白居易的叙事和诗歌艺术才能，而其中较成熟的叙事作品则多集中在他的组诗《新乐府》五十首中。 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全部写于元和四年(809)，这时他正“擢在翰林，身是谏官”，为尽他谏官的职责，他“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与元九书》)。也因此，《新乐府》五十首在题材上有了走向叙事诗的可能，他把做拾遗以来对社会政治、民间生活和个人见闻的所遇、所感，“因事立题”，写成了《新乐府》五十首。我认为，这些“因事立题”的讽谕诗之所以成为较典型和成熟的叙事诗，得益于白居易在其创作中“诗经笔法”和“传奇笔法”的巧妙运用。 一、诗经笔法 白居易创作《新乐府》时，儒家的积极进取、“达则兼济天下”等思想是他思想的主要部分。三十七岁就进为朝官，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左拾遗的神圣职责，使他以勇于进言为己责;翰林学士的重要地位，更让他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他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以“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和阳城驿》)为政治誓言和行为准则，不顾自己官位低下的实际处境，不管勇于进言可能带来的不测之祸，积极地履行职责——为朝廷献计献策，写了大量的谏书。同时白居易此时的诗歌理论与创作，也体现了他积极的政治理想，甚至也被纳入了他履行职责的范围。他想通过恢复建立采诗制度来用诗歌向皇帝反映民情、推广教化，所以他对《诗经》十分推崇，主张直切言事，强调诗歌的“美刺”和“讽喻”，这鲜明地表现在了组诗《新乐府》五十首中。他明显地在《新乐府》中套用了“诗经笔法”，组诗以《七德舞》开卷，教化君王珍视得之不易的祖业;又以《采诗官》压轴，要求君王恢复采诗制度。 首先，白居易在《新乐府》中继承了《诗经》“其言直而切”的传统，并把自己当作了采诗官。他在叙事时力求客观真实，认为“核而实”才能“传而信”，于是根据真实事件用“直而切”的诗歌语言进行创作。如《捕蝗》所描述的饥民捕蝗的事件，在《旧唐书·德宗纪》里就有所记载，白居易借此诗指责了地方官吏不能以善政来为民去害;《驯犀》中所叙述的进献皇帝的驯犀冬天被冻死的事件，在《旧唐书·德宗纪》里也有记载;《道州民》中叙述的阳城为民请命，改变了当地向朝廷进贡侏儒的惯例，为民造福一事，也在《旧唐书·隐逸传·阳城》和《新唐书· 卓行传·阳城》中均有记载。这样把真实的事件直切地叙述给君王看，白居易是有其政治上的考虑的。他在《策林·论文章》中，反对诗歌中的“虚美”，又在《采诗官》中，反对讽谕诗“媚君”。他亲历了德宗晚年爱听奉承话的社会政治现实，并且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君王要能够容得下这些“直词”，否则当世就谈不上 “理世”、“治世”了。所以白居易在《新乐府》中，尽量根据真实事件用“直而切”的诗歌语言进行了叙事。 其次，白居易在组诗《新乐府》中，还模仿《诗经》中的小序，在组诗中的每首诗的题下加了揭示其主旨的题解，“一吟悲一事”，每篇诗歌都内容集中、主题明确。例如，《胡旋女》的题解为“戒近习也”，诗中写中原流行胡旋舞，结果“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遗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因而作此诗来“悟明主”，内容十分集中;《太行路》小序为“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忠也”，诗中写妻子“妾颜未改君心改”的沉痛感慨，主旨十分鲜明。这鲜明地表现了白居易创作《新乐府》五十首的教化目的。 诗歌本来是以抒情为主的，而白居易在《新乐府》中，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进行叙事，并且始终带有着很鲜明的政治功利目的。这样，一方面诗歌的叙事水平得到了提高，功能性也得到了强化;但另一方面，诗歌的艺术性也受到了损害，往往为了“显其志”而影响了诗歌意境的完美。对此孟二冬老师曾做出过评价：“元白新乐府，出自功利目的，重在恢复和弘扬‘诗教’的传统，因而在诗歌艺术上的追求，甚至还不如大历诗人。”同时，谢思炜先生还说：“‘主题先导’仍然决定了他大部分作品的选材，以致许多作品忽略了叙事因素，影响了叙事效果。”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c019715a8ad63186bceb19e8b8f67c1cfbd6ee2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