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之新冠肺炎疫情 作者：暂无 来源：《国际公关》 2020年第2期 后疫情时代的公关怎么走 但愿经历了这次疫情，我们能强信心、聚共识、增信任、多合作，而不至于因多元的差异造成疏离、隔阂、分裂、脱钩，甚至对立、冲突，进而走向虚无的终结 文>郭惠民 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CIPRA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自2004年始，牛津词典每年年末都会发布一个最具年度特色的词语，称之“牛津年度词（The Oxford Word of the Year）”。这些年度词多与社会的变化与流行现象息息相关，反映了这一年来民众的呼声、情绪以及最关切的事件，且有持久的文化影响力。 2016年牛津年度词“后真相”（post-truth）因特朗普上台以及英国脱欧的背景，一度引起国内学界（尤其是传播学界）热议，它意指“相对于情感及个人信念，客观事实对民意只有相对小的影响”。实际上，联系今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回溯近两年的牛津年度词，也许更有可探讨的价值。2018年的年度词为“有毒的”（Toxic），它既指人类面对的“有毒物质”、“有毒空气”、“有毒环境”，也可延申至“有毒的文化”、“有毒的关系”等等。刚刚过去的2019年的年度词为“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意指气候环境问题成了人类需要紧急处理的事务。新冠肺炎病毒的出现构成了我们从未遇及的有毒生态环境，“在接下来的一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我们生活的世界会与以往截然不同”（英国流行病学家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它更深层次地反映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破坏恶果，新生的变异病毒，最终还是与人为和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这是一个全球现象，病毒无关国籍，疫情没有国界，寰宇同此凉热，命运就此共同。日前看到网上流传因疫情意大利“封国”，人们回家隔离，游客锐减，威尼斯运河变清了，空气变好了，小鱼天鹅海豚也出现了，不知对此疫情的“反作用”你我作何感想。 针对这次疫情，不少人把它称之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的一次“急刹车”，按下的“暂停键”，人们停下了匆匆的脚步，有了足够的时间去发呆、去回望、去反思。确实，这些年中国经济和社会有了快速的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有了相应的提升，但这并未改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即使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定位。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我们有14多亿的人口，各地发展还很不均衡，观察中国的事情离不开这样一个事实，解决如此规模体量的问题往往构成了“世界级难题”。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我们一代人经历了西方两三百年的三次工业革命，但社会的发展未必与经济的发展同步，毕竟人未变，我们的很多习惯，甚至思维都还残留着农业社会的痕迹，真正的更新换代还有待几代人的努力。而当社会发展和人的观念与一路狂奔的经济高增长不适应、不协调，左脚踩右脚，右脚踩左脚，互相拉扯、割裂、冲撞、掣肘，矛盾、问题自然产生，这次疫情中所出现的某些现象就是佐证。 去年10月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着重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这是继大家熟知的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外的又一个现代化（国家治理包括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重要方面）。邓小平同志1979年底会见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了“小康社会”这一中国版现代化的构想，实际上现在人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现代化，始于18世纪中叶以工业化为动力，欧美等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当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由现代化进入后现代化，由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时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于1986年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c13980c912a6f524ccbff121dd36a32d7275c7f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