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史互证 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在金陵大学的转益多师以及自身的刻苦勤奋鲫牡姗。使程先生打下了厚实的文史根底；而在治学的实践中。程先生又深受陈寅恪先生诗史互证之法的影响。因此．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被程先生运用到<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就很自然了。程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文史结合著作。此书全文虽不到百页，却引用了《旧唐书》<新唐书>‘唐摭言>‘云麓漫钞》<登科记考>‘北梦琐言》<太平广记><文献通考><沧浪诗话》<国史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大小80多种文献以及30多种近代学者的论著”。书中文史结合的例子比比皆是，可谓是一部典型的文史结合著作。 在第二节“行卷之风的由来”中。为了证明举子们要向有地位的人投行卷之外，还要向主试官纳省卷、作者一连引用了孙望校本元结<元次山集)卷十之<(文编)序>、<唐披言>卷十二之‘自负>门、<南部新书>甲卷、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之‘进士科故实》以及‘旧唐书·韦陟传>中的资料来加以证实，可谓旁征博引，材料翔实。又如为了纠正赵翼<陔馀丛考》卷二十八之<进士>条中以为自德宗建中二年赵赞奏罢诗、赋以后。至文宗大和八年才恢复的误解。作者引用完徐松《登科记考>卷二，永隆二年条的按语后又论证到：据王应辟<玉海>卷二百三及二百四，<辞学指南)所栽高宗显庆四年(公元六五九年)进士试<关内父老迎驾表>、<贡士箴)，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七二三年)试(-e龙颂>，开元十四年(公元七二六年)试<考功箴>，开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试《拟孔融(荐祢衡表)>等例，度<旧唐书·玄宗纪>，天宝十三栽(公元七五四年)条所载：“上御勤政楼，试四科制举人，策外加试诗、赋各一首。制举加诗、赋．自此始也。”可知进士科举加试文词，早在永隆二年(公元六八一年)以前印偶有之，而刘思立的奏请，则使它进一步地制度化了。文史结合，论证有力，令人信服。 总之，在程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文史结合的方法可以说贯穿了全书的始终，从而使其每一说，均有“史”的支撑，坚确而可信。 对于本书第六节《行卷对于唐代诗歌发展的影响》整节论证的疑问。 要完成作者最终试图论证的命题：行卷风尚对于唐代文学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那么毫无疑问，论证行卷对于唐诗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是最为重要的一环。但是程先生在这节的论证确实让人感到勉强。本文拟分两点来谈。 第一，作者在开篇第一段就抛出了结论：“最集中反映了唐人行卷诗的面貌的”是《唐百家诗选》。既然“最集中”，那么《唐百家诗选》中必然包含大量的唐人用来行卷的优秀诗作。但在论证中，除了引赵彦卫《云麓漫钞》的材料和第四点外，其他所有的论证都是用“可能”、“也许”、“可能性”等推测的论证，就实际有效材料而言，作者只能够论证《唐百家诗选》中有唐人行卷诗，并且以现存的材料看，只有皮日休的六首“杂古诗”能确定是收入其中的行卷诗。但程先生通过推测，得到的结论却是：“《唐百家诗选》主要取材于唐人行卷这个结论，还是并不远于事实的。”存在并不等于“大部分“，因此这未免有以偏概全的嫌疑。而又由于程先生坚信这一建立在“推测”之上的结论，进而否定了一条真切的文献材料，认为王安石自序最后那句“欲知唐诗者，观此足以”是“不够实事求是的话”。用推断的结论来否定可靠的原始文献，实在不是高明之举，况且王安石明明说：“废日力于此，良可悔也。”说明他的确花了时间在做编选的工作。 第二，问题还不止于此。假定我们承认作者建立在推测之上的论证成立，如作者所言《唐百家诗选》是“集中反映了唐人行卷诗的面貌”，那么这样一部缺少了李白、杜甫、韩愈等大家，被历代批评家指出不能代表高水平的唐诗创作的诗选，即使里面存有大量的行卷诗，由于缺乏了高度，又怎么能够论证行卷风尚大大促进了唐代诗歌创作的繁荣呢？对于王安石《唐百家诗选》，还是余嘉锡的解释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情况。 第六章分析引起过无数争论的唐诗总集《唐百家诗选》，虽程先生旁征博引，但一切还是猜想，难于使我信服这个本子确实就是取材于唐人行卷的诗歌。行卷对于诗歌的发展在此章却寥寥几句，泛而论之。概皆因无法拿出一本具有说服力的唐代行卷文学辑本。文献不足故也。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c2d6f43190c69ec3d5bb759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