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杜牧与李商隐咏史诗的特点和风格之异同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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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杜牧与李商隐咏史诗的特点和风格 本文来自 http//www.lunwengc.com 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咏史诗体是由东汉的班固创始，可惜“质木无文”。尔后越来越多的诗人投身于咏史诗歌的创作。中晚唐以前的咏史诗普通是对历史人物、事情停止叙说或概括，来表达本人的思想情志，其中含有较多作者的个人理性认识。而咏史诗开展到晚唐时期，名人名作迭出，并表现出激烈的历史理性考虑。 一、晚唐咏史诗的创作背景与开展 （一）晚唐咏史诗创作的社会背景 中晚唐时期君主崇尚经史、以史为鉴的思想认识，以及科举考试强化了对历史学问的考核的用人文化导向,构成了学问分子们讨论历史兴亡、论辩古今盛衰的史论风气[1]。另外，晚唐社会内忧外患交错，敏感的学问分子们感到国事日非，因此大量停止咏史诗的创作企图解救社会衰落局势。其选材上的宽广与丰厚、内容上的大胆与挖苦、感情上的哀怨与敏感等，将咏史诗的创作视界带入到一个全新的范畴。 （二）咏史诗体裁流变 唐代咏史诗体裁可谓众体皆备，但中晚唐以前的咏史诗多为古体，律诗与绝句是少之又少。中唐以后以刘禹锡为代表的诗人越来越多地创作七绝、七律咏史怀古诗。直到晚唐，杜牧成为第一个大量采用七绝方式写作咏史诗者。尔后，七绝便成为人们咏史经常用的体裁。李商隐也是当时咏史诗之大家，咏史之作多达六十多首，而且各体俱有佳作，更以七言律绝的成就突出。杜牧与李商隐是众多的咏史诗人的优秀代表,在咏史诗的开展长河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二、生平背景与创作心理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或樊南生，河南人，自幼处境微寒，生活困难。李商隐终身都被卷入牛李党争难以自拔，跟随双方的政治浮沉而遭受牵连。他的悲剧遭遇，从基本上来说是唐后期整个社会上的种种积弊理想所形成的。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出身于世家大族，后家道中落。由于其性情耿介，终身仕途不很自得，使得杜牧对社会理想有着超于常人的较为苏醒的认识，从而在其诗中得到了较为客观全面的反映。杜牧继承了他祖父杜佑经世致用的传统，入仕之前便关注历代兴衰得失，好论政谈兵[2]。二十三岁时他就写下了著名的《阿房宫赋》，以挖苦敬宗的耽于声色游乐。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咏史诗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根底。 杜牧、李商隐都处在唐朝社会黑暗及内忧外患的时期，都盼望力挽狂澜。两人写诗时的个人心态是不同的。李商隐在历经了无数人生道路的坎坷后，已朦胧觉得唐王朝中兴无望，又觉察本人缺乏挽救时局的力气与自信心，于是悲观心情渐浓，思想上产生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傍晚”(《乐游原》)的危机感和破灭感。他内心的苦闷和悲愤都反映出一种每况愈下、傍晚渐近的时期氛围。黑暗的理想与他急迫想挽救理想的愿望锋利地冲撞，他只能把本人对理想地深入了解，完整融入在历史事情的抒写之中。 杜牧的心态与李商隐则迥然有别。杜牧终身有着“愿补舜衣裳”的雄心壮志，置信只需本人的政治才能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就会在挽救大唐的危机命运中大有作为。杜牧的“天才的自信”，在很多咏史诗中都得到充沛的表现。理想严酷，报国无门，杜牧短少一个让他发挥才干的平台，因而他才好作昭雪咏史之作。在《赤壁》、《题乌江亭》这两首诗中，他嘲笑周瑜凭仗运气在赤壁取胜，嘲笑项羽不能委曲求全，缺乏百折不挠的肉体。他在翻历史陈案时突出强调个人的作用就能充沛表现对本人政治才干的自信。 三、“讽”与“鉴”的创作目的 哲学是笼统地考虑着世界，诗则是详细地表着着世界——目的都是为了可以改造世界。李商隐和杜牧咏史诗都怀着高度的创作认识以期救国难于水火。 因生世的迂回与理想的不得志使李商隐对社会有更冷峻与明晰的认识。他的咏史诗多为“借古讽今”。挖苦产生于诗人对他所生活的世界看出了致命的矛盾，是人类的理性向它的毁坏者的一种还击[3]。讽是其目的，也是其创作手腕。而他还不是坦率的挖苦，而是直接行事，多为指事切近，大胆揭露，“敢言人之所不敢言”。如《龙池》有关唐、杨的故事早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就写过，但是被有意作了掩饰和修正，借以歌咏二人生死不渝的爱情。李商隐却旨在揭露玄宗霸占儿媳的淫秽丑行，据实直录，毫不掩饰，虽无一恶字，却无一字不贬。李商隐在《华清宫》用了明显的反讽手法发难于当朝皇帝唐玄宗，使语调愈加尖刻冷峻。致使纪昀曾用“尖酸苛刻”来形容其诗，很多人也以为“大伤诗教”。 其实他是顺应本人的激烈情感，没有遵照自古以来就奉行的“怨而不怒”的传统规范而已。 杜牧的咏史诗大多是就史而论史，有感于晚唐颓势，较为笼统地表达兴亡之感，固然其诗不乏挖苦意味，但其中“鉴”的作用更为明显，以期到达警诫作用。如《泊秦淮》一诗叹商女唱曲，世风日下，迂回影射了他所处的晚唐统治阶级醉生梦死的衰败理想，以警醒众人不要沉溺于声色而重蹈亡国覆辙。诗人在《江南春绝句》中凭吊南朝毁灭时的寺庙，对其来历稍作点拨，使人既纵向想象当年这些佛寺建造的历史，又能横向联想唐王朝过火崇佛致国力衰退的结果，含蕴地揭露当时崇佛修寺的情形。无论偏重于“讽”还是偏重于“鉴”，他们都以叹古怀昔的旧方式，反映了理想社会，及难以排遣的兴废之感，扩展了咏史诗表现的容量，加强了咏史诗的理想性。 四、 同而不同的艺术特征 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比拟考究立意构造、遣词造句，其诗的艺术特征与表现手法，有些是相近的，有的则是各有特征。 （一）选材典型，常常以小见大 李商隐的咏史诗常选取典型的人物、事情来到达对昏君奢淫误国的有力揭露挖苦。选用历代昏君,将他们作为历史的背面典型,以此讽喻当代君王。如《隋宫》（绝句）选取了典型的历史事实，总结隋朝亡国的经验，着力描写隋炀帝祸国殃民的暴君形象。而选用正面之人如屈原、宋玉、贾谊等，借咏叹这些人的不幸遭遇,表达本人的身世之感和人生慨叹。李商隐还常选取昏君玩耍淫乐的小物品,小题大作,以小见大,寄寓深入慨叹，如在《齐宫词》中，诗人借用九子铃来串演北齐后主、梁台新主相继荒淫亡国的悲剧,寄予兴亡的慨叹。 杜牧的《赤壁》是由一件从江沙打捞出来的三国时的铁戟联想起那场历史上触目惊心的赤壁之战。还运用铜雀、二乔这些虽与战争无关，但却是三国时的标志性人物、建筑意象，来引发宏大的时空逆转与深长的历史考虑。《过华清宫绝句》不曾罗列玄宗骄奢淫逸的生活现象，而只选取千里急送荔枝博取贵妃一笑这样一件“小事”简单陈说。谨守了历史的真实，又高于历史的真实，到达了艺术的真实，构成十分富于戏剧性的局面，于细微处发现历史问题。 （二）比照激烈，叙写形象 在诗中展现鲜明对照的历史画面，能以最省俭的笔墨，将诗人丰满丰厚的感情，表现得痛快淋漓。 李商隐写作咏史诗,与很多诗人有所不同,常常很少直接谈论和详细评判,用笼统的道理来经验人们,而多经过展开合理联想和形象叙写，从比照鲜明的画面和意象中寄寓讽喻之情。《北齐二首》篇中“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剪裁了发作于不同时间的两个场景，不留情面地将昏君的丑态用鲜明的比照展示出来, 国之将亡，昏君仍沉浸后宫，字里行间充溢着锋利而辛辣的挖苦意味。《南朝》则把陈后主的荒淫较比于齐废帝有过之无不及，后代荒淫甚于前朝。 杜牧也常运用鲜明对照的特写镜头。如《台城曲二首》其一描写陈亡时陈后主在国破后竟可笑地躲入井中，而城外军队战势剧烈，城内城外的场景形象而杂乱无章的逐个展开，比照激烈，情节形象可感。更为著名的《过华清宫三绝句》,更是劳民伤财，生活朴素的进贡荔枝只为博美人一笑，真正所谓“一笑倾城，一笑倾国”。宫中歌舞升平，宫外则社会政治形势剧变，画面虽简单，却将当时外表波涛不惊，实践暗流汹涌的政治无限延伸到了整个社会的动态，将山河破碎的缘由逐个用形象的笔触作了提醒。 （三）擅长“点铁成金”，谈论不落俗套 咏史诗题材多为众所周知的不新颖题材，可是“小李杜”可以对陈词滥调的典故“点铁成金”，显现了他们特殊的见解，使咏史诗的艺术观赏价值和历史鉴戒意义都得到了很大进步。 如李商隐的七绝佳作《梦泽》，关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典故，自古以来人们都习气性地责备残暴荒淫的“好细腰”的楚王。李商隐却将批判重点放在自食其果的宫女身上。他不是外表性的挖苦这些人的媚主邀宠，而是深化地挖苦这些悲剧人物麻木不仁的人生状态。这种深层次的考虑曾经远远超越了这个题材原有的普通意义，将腐朽丑陋的世风作了最实质的暴露。其咏史佳作《贾生》，也打破了借贾谊的阅历以表达己之不遇的习气做法，从贾生被君主赏识的角度动身，先抑后扬，反其意而用之，将事实的真相与表象自我矛盾。 杜牧很擅长对历史人物事情重新做出评价与出其不意的谈论,浸透着一种对历史和理想的体察。他在《题桃花夫人庙》（七绝）深究息国之亡的缘由。正如《瓯北诗语》中所评：“以绿珠之死，形息夫人之不死，高低自见。而词语蕴藉，不显露讥讪，尤得风人之旨耳。”[4]他可以这样锋利地提出问题，是那些人所尽知的美色误国之粗浅见解所远不及的。而《题商山四皓庙》取典于吕后请商山四皓出山以固太子储位之事，历来人们对此事评价甚高，而杜牧能超出常人的目光，指出因四皓出山而致吕后专权的恶果。这种立意的高绝，见解的独到正如赵翼所云:“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词必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昭雪语，无一平正者。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c69af51dc5da50e2524d7fd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