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报道的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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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报道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作为影响中国近现代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创造了前提,其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这一事件刚发生后,国内外反应不一,对这点我们从中国近代史上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可窥一斑。《申报》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及国内各界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为我们重构当时的历史原貌、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动提供了宝贵资料。 《申报》对国际社会反响的报道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升级,妄图独霸中国。日本的野心和举动对欧美各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英美等国对日本的态度渐趋强硬。同时英美等国也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借以同日本角逐并获取利益。在这种复杂背景下爆发的西安事变,自然成为牵动各国神经的大事。事变一经爆发,立即引起各国的密切关注,《申报》也对各国的反应进行了详尽报道。 事变发生两天后,《申报》登载了东京专电:

西安叛变消息于昨晚深宵抵此,各国均表示震惊,不仅《晨报》均以头号大字刊载此来自沪京平等地之惊人消息,各报今日且多出号外二次至三次之多,新闻记者及关心中国事务之日本人民,咸趋此间中国大使馆探讯情况,继续不辍,今日(13)虽值星期假日,海军省首脑部于今日午后集议,讨论将来之态度,同时外陆二省已分别集议,表示至热切注视,及欲明嘹因西安叛变所引起真实晴势之热忱,一般观察,佥认为日本之重行策划其对华政策,全系于日前西安叛变之结果,但现时则维持等待观望态度云。 另外,《申报》在14日还转载路透社13日消息:

日本官方接西安事变消息后,颇为震惊,竟日开会讨论局势,倍见忙碌,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氏,本在某岛游历,接西安消息,当即赶回东京,与有田外相晤商历两小时之久,此后复由海陆军中外务三省高级人员,又自今晚六时起召集紧急会议,迄至发电时,会尚未散。 19日,《申报》报道了日本各界召开座谈会的情况:

东京各报、各杂志及研究中国问题之各机关,于最近三日间,分别召集座谈会,讨论中国政治之趋势,足以表示彼等注意之程度,日本智识界中一部分相信,中国政治机构之组织,可谓已奠定国家之稳固基础,而民众对于建设现代国家之意识又极深刻,非偶发事件所能动摇,并信中国之纯粹的国家经济金融之组织已告完成,任何地方当局不能违反中央之统制而出于自由行动。彼等结论认为,目前事变虽多少妨碍中国之统一,并引起一时的政治金融情形之不安,但一俟变乱敉平,即可立即恢复,故彼等提议,日本应利用目前良机,对中国表示明白的善意,以改善中日情感,而谋根本调整两国将来之关系云。另一部分则信,中国现已无疑的回复以前混乱之时代,故日本于此时必下决心,否则不能维持东亚安定势力之地位云。 20日,《申报》又以《日注意处置陕变办法,有田邀许大使谈话》为标题登载了东京来电:

自蒋委员长安全之消息证实后,此间人士对所传蒋鼎文携向南京办法之内容,非常注意。国民政府究彻底实行讨伐,或在相当范围内求政治解决,似为日本决定对华态度重要因素之一,日本外相有田十九日上午十一时,邀我驻日大使许世英谈话达五十分钟,对我政府处置西安事变之方策,表示深切之关怀„„许大使答称,中央政府无与叛逆妥协之理„„最后有田对我政府处置事变之奋勇努力,表示深切同情。另据东京报道:据某方消息,日本政界颇有人认为,陕变为中国某种极端之混乱„„但该过去一周,不仅中国政局未见动摇,且经济机构、货币制度及汇兑关系亦几毫无感受影响,使彼等认识国民政府之基础,所以有出人意料之稳固者,不仅因个人之权威,而实由于组织之完善,故虽发生不幸之事变,亦能屹然不动也,彼等既有国民政府确有统治能力之认识,则重新检讨对华政策之主张,自可消减。

通过这些报道,不难看出日本对于西安事变是何等关注。西安事变爆发是因抗日而起,且日本正在酝酿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由此日本对于中国时局的变动最为敏感,西安事变将如何解决,直接影响着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同时,蒋介石属于亲英美派也是众所周知,而日本则表示国民政府没有了蒋介石仍然十分“稳固”,仍可以“屹然不动”,显然不希望国民政府与张学良妥协。由此可见,日本政府的态度虽然是“等待和观望”但却是抱着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希望中国时局因西安事变的发生而变得更加“混乱”

英国和美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则与日本不同。1215《申报》《为图营救蒋氏,端纳昨午飞抵西安》为标题,报道了英美为营救蒋介石而做出的举动:

曾任张学良顾问之澳洲人端纳氏,与蒋委员长亦系知交,已于今日(14)乘飞机前往西安,一方面营救蒋氏出险,另一方面则拟劝阻张氏作此丧心病狂之举,目下,张学良所部叛变,既将国家领袖及其他高级官吏留陕做人质,中央方面以端纳氏为人忠诚,向为中国人所信任,希望渠此次或能解决目前之危局。 16日,《申报》又报道:

端纳、黄仁霖十四日由洛飞西安,十五日下午五时,端已由西安飞返洛阳,即用长途电话致孔院长公馆,向蒋夫人报告,谓抵西安后,于见张学良外。并由张派随员导往,谒见蒋委员长,蒋氏精神甚佳,身体亦健,绝无悲观之态


度,谈话时间甚短。

比起日本的“等待和观望”,英美显然更为积极,他们不愿看到自己支持的蒋介石垮台,也不希望亲日派执掌国民政府,故而积极支持营救蒋介石的行动,希望通过政治斡旋,大事化小。 《申报》还报道了英美民众对于西安事变的态度和看法:

《华盛顿星报》今日发表社论称,中国行政院长蒋介石将军在西安被劫持,已使远东局势陷入极大纷乱,各方面现渐以惊奇之目光注视日本之秘密行动。蒋介石将军不得领导中国政府,实系该国之一大不幸,该报对于蒋氏统一全国多所称誉,该报最后宣称,各方自必猜疑,此次劫持蒋氏者必不仅张学良之叛变,蒋氏因素为日本军阀所嫉视也。 1217日《申报》转发了英国各报纸评论:《泰晤士报》称,“张学良背叛行为,或将有利于日本政府”《每日电闻报》称,“中国目前会陷于分崩离析,现寻求民族所托命之灵魂,此次事变,虽云互争领袖地位,实则双方对日本侵略中国领土之企图,均已发生严重之反响”。可以看出,英美不仅对于蒋介石持同情支持态度,还对日本即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有所警觉。 1219日,《申报》还刊载了苏联的态度:

十九日上午十一时,苏联大使馆代办斯皮利瓦尼克,至外部谒见张部长,对西安事变有所说明,斯代办称,苏联政府自接到西安事变消息后,立即有极明确之态度,判定张学良之行劫,徒足以破坏中国之统一,减少中国力量,苏联政府兹派本代办向中国政府郑重声明,苏联政府不但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络,且自满洲事变以来,苏联政府无论直接或间接,皆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联络,因此对于中国共匪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斯代办末称,苏联政府对于现在中国内一部分人及新闻纸所散布之流言,似认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任何联络者,非常惊异愤慨,希望中国政府设法制止云云。

苏联政府急于表明自己与此事无干,且对张学良的行为进行了适度谴责,这种态度显然与二战在即,苏联忙于建设备战,既不想引起德日法西斯的注意,也不愿得罪未来的盟国有关。 德、意两国则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煽动的结果,张学良是受到了苏联的暗中支持:“关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城事变,政界人士顷纷纷加以评论,成谓此乃第三国际活动所产生之新形势,各报并以大字标题,在封面登载事变消息,其中《罗马人民报》载称,此次事变实乃共产党在远东从事煽动之结果。《使者报》载称,张学良自数月以来,即欲与莫斯科合作。意大利《名声报》名记者盖达宣称,张学良所耗费之金钱与军械,必系取给于苏联,自无疑义。 《申报》对地方实力派反响的报道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国民政府虽然统一了中国,但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沦为阶下囚,地方各派的表现则是五花八门,各有打算。 阎锡山是较早得知西安事变的地方军阀之一。《申报》称,张杨在事变后曾联名向阎锡山通告事变经过。阎锡山得知消息后,当晚(13)召开紧急会议,研讨事变起因及今后应变方策,今晨(14)各报登载后,社会对张叛变同深愤慨,咸候蒋在陕之真实情况,阎今晨仍赴自省堂,对监政会干部训话,力持镇静。阎锡山13日晚召开紧急会议研讨的结果,部分地反映在了14日给张杨的回电中:

弟有四条问题质诸兄弟: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弟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前在洛阳时,汉兄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而方法上有所矛盾。今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记曾劝汉兄云,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论,结果与国不力,当徐图商洽。不洽之争论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等,抱无限之悲痛。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 忧虑重重而又措辞谨慎,确实是阎锡山的风格。

宋哲元、韩复榘获悉蒋被张杨扣留,对外发表谈话时却顾左右而言他。《申报》14日载:“宋哲元召僚属会谈,严禁造谣惑众,竭力维持治安。”并派天津市府秘书长发表谈话:“西安事真相犹未明,本府接确报,蒋安全,际此严重时期,唯望市民力持镇静,勿躁勿慌。以市长十三日下午六时在市府接见日军部参谋和知寿田,津市治安绝无问题,我当尽力维持。”山东的韩复榘则致电何应钦:“主张设法营救蒋委员长出险,为解决西安事变之第一步骤” 宁夏马鸿逵、安徽刘镇华等则坚决主张讨伐张杨,他们“均电呈中央国府,表示拥护中央,并请下令讨伐”。此外,余汉谋、黄慕松也表示“拥护政府,维持地方治安”

李宗仁、白崇禧则态度谨慎,但表“痛惜”之情,并致电孔祥熙,称“委座年来,奔走各方,席不暇暖,公忠体国,亦为士人所共知,汉卿痛念乡邦,一时激于情感,发生轨外行动,使委座落难西安,全国震惊,弟尤痛惜„„此间一切安定如常,请抒廑念” 傅作义则一再提及“前方将士”,称蒋介石一贯志在御侮,西安事变之发生当是误会所致。《申报》记者记录了傅作义18日的一番谈话:

国家年来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一切均有显著进步,本年统一完成,国家景象极佳,机运转变,国际地位亦改观,方期继续努力,完成民族复兴大业。不意西安事变突传,全国忧惶悲愤,不可名状,前方将士,尤为痛愤,盖以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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